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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柳鸣九的湖湘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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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鸣九21岁以前主要生活在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湖南人精神成就了今天柳鸣九的学术辉煌,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具有突出的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或者说闯劲,也就是说敢于变革求新,开风气之先;二是坚强不磨之志节,颇为务实,不说空话,看准目标就不放松,有计划有步骤注意策略逼近目标达到目标;三是懂得美重视美。
  关键词:柳鸣九;湖湘文化;学术;文学
  我国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散文家、翻译家柳鸣九(1934— )先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在法国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文化散文写作、文学名著翻译等学术领域成果丰硕,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主编全书并撰写大部分章节)、《走近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等;理论文集有:《论遗产及其他》、《采石集》、《理史集》等;评论文集有:《超越荒诞》、《从选择到反抗》、《世界最佳情态小说鉴赏》、《世界最佳性格小说鉴赏》、《法兰西风月谈》等;散文集有《巴黎名士印象记》、《巴黎散记》、《米拉波桥下的流水》、《山上山下》、《翰林院内外》等等。翻译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磨坊文札》、《局外人》、《小王子》、《夜的秘密》、《梅里美短篇小说精华》等;编选有:《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尤瑟纳尔研究》、《法国浪漫派作品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法国心理小说选》(三卷)、《法国散文选》、《法国短篇小说选》等。主编项目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卷)、《雨果文集》(二十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加缪全集》(四卷)、《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八十卷)、《盗火者文丛》(十卷)等。这些著译泽被世人,有不少不仅一新时人耳目,而且刷新了他们原来的陈腐观念,在国内外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2000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他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今天看来,唯一缺憾的是,这些著译较为分散,未能全面、集中地展现柳鸣九先生在学术研究、散文创作、文学翻译三方面的突出贡献。海天出版社鉴于柳鸣九先生精神劳绩之丰厚、成果之优质、文化影响之广泛深远,决定总汇其业绩,编辑出版15卷本的《柳鸣九文集》,并得到了广东与深圳两级政府的文化精品出版扶持基金的大力支持,从而弥补了这一缺憾。现在,《柳鸣九文集》(15卷)已经出版了(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这是柳鸣九先生迄今为止颇为全面的首部大型文集,收入他数十年来在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翻译方面的精品,分为四大部分:1—3卷是文学理论批评部分,4—9卷是文学史部分,10—12卷是文化散文随笔部分,13—15卷是翻译部分,共约600万字,颇为集中地综合反映了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创作、文学翻译三方面的突出成就。
  以上突出成就的获得,得益于三方面。第一,是他的求学、治学经历。柳鸣九先生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学法语钻研西方文学与文化,大学毕业后从事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将近而立之年又转而从事外国文学史尤其是法国文学史的译介和研究。这使他既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又有相当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相当出色的文本细读功夫,而更重要的是深受法兰西文化的影响。第二,是他的学者、散文作家、翻译家三者的身份,使他既有学者的理性与深刻,也有散文家、翻译家对艺术颇为精深、到位的把握和自然、生动的语言。第三,是他的湖湘文化底蕴。由于前两项较为明显,谈论者已较多,而后一项鲜有人论及,因此,本文着重谈谈学者柳鸣九的湖湘文化底蕴。因为柳鸣九先生是湖南长沙人,21岁以前主要生活在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骨子里有着湖南人精神,而且这在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有突出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湖南人精神成就了今天柳鸣九先生的学术辉煌。笔者觉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湖湘文化对学者柳鸣九的巨大影响。
  钱基博(1887—1957)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① 这段话说出了湖湘文化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独立的思想,能开一代风气之先;二是坚强的志节,坚忍不拔。如果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和相关学术的湖南作家或学者来说,还有相当重要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追求人文精神,懂得美重视美。而这三个方面都在柳鸣九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中颇为鲜明地体现出来。
  湖湘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是敢为天下先,有独立的思想观念,变革求新。最早注意到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精神,并将它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是近代湖南著名的革命家、长沙人杨毓麟(1872—1911)。他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一文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② 。这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并列举了周敦颐(“师心独往”)、王船山(“自立宗主”)、王闿运(“建立一帜”)、魏源(“首治之”)、郭嵩焘(“发人之所未见”)、谭嗣同(“无所依傍”)等湖湘文化名人的事例,进行了具体的阐析③。这种浩然独立、不囿陈见、另辟蹊径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后来被人概括为“湖南人精神”。
  作为深深浸润着湖湘文化的湖南人,柳鸣九先生具有突出的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或者说闯劲,即敢于变革求新,开风气之先。他在《论遗产及其他》一书的序中早已明确提出:“在学术理论上,不仅需要有探索的勇气,而且需要有总结经验、不断前进的精神。”②他一系列的行动,更是实践了自己提出的观点。柳鸣九先生的一生中,有好几次开风气之先,发起并领导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如在狠批“白专道路”的文革时期,他竟开办“地下工厂”,主持《法国文学史》的编写,对一切文学史问题、作家作品问题坚持作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与科学准确的论述评价;1978年,当全国还深陷于苏联模式的时候,他率先质疑与评判日丹诺夫论断,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落在实处的推进行动:首次对受日丹诺夫论调影响被视为体现资产阶级“颓废和腐朽”的西方20世纪文学进行科学评价;首倡给长期受到冷遇甚至忽视的萨特与存在主义文学以历史地位;针对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与左拉的裁判(“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挺身而出,发动与组织了对左拉和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行动以及学术文章引发关注引起争论,从而深化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甚至彻底刷新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影响广泛而深远,使他赢得了“具有学术胆识”的名声。 此处仅以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为例。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当时受到颇高的评价(当时把它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译为“写实主义”)。但建国后,由于受苏联“定现实主义于一尊”观念的影响,自然主义不仅逐渐丧失其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以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内的一些外国文学权威对自然主义依旧持否定态度,如有人认为:“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歪曲事物的真相,模糊事物的本质,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 ④另有人认为:“产生在十九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文学的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其哲学基础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哲学,所受的科学影响是资产阶级的遗传学说,它的方法是照相式的,违反典型化方法的。……这种流派创始于法国,影响整个世界文学,它的危害性是相当大的。十九世纪末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影响。这正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没落的表现。”⑤ 在文学理论界,否定得更为厉害:“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界,‘自然主义’是一个颇具贬义的用语。如果人们谈到繁琐的、死板的、令人感到厌烦的描写,经常就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概括,如果人们谈到色情的、黄色的描写,更是经常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称呼,如果是谈一个写真实的作家,对他作品里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与长处,人们总把它们归功于现实主义,而对他作品里一些缺点与毛病,如‘歪曲了现实’、‘歪曲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没有反映出社会的本质’、‘以表面的貌似真实的描写掩盖了社会现实的本质’,等等,则都归罪于自然主义的影响,而如果要谈人类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过程,那末,人们则把自然主义称为现实主义的蜕化,还有更不客气的,干脆称之为一种‘堕落’。” ⑥
  自然主义发源于法国,成就最高的也是法国。作为对法国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有全面、系统、深入了解的学者,柳鸣九先生在国内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位公开站出来为自然主义平反昭雪的学者,他驳斥了上述种种偏见:“对自然主义的上述偏颇,实与文学批评的主观主义有关,是对文学史发展实际缺乏如实的把握而从绝对理念出发的结果” ⑦,并客观而公正地指出自然主义的特点、创新和发展:“自然主义是以真实的描写为目的,即以对客观外在的现实(包括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与对人性、人的机体的真实描写为目的,真实是自然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前提。在这一根本点上,自然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完全一致的”,“自然主义在文学创作中要求有更大范围与程度更为彻底的真实……标志着一次重要的突破,它彻底打破了文学表现的禁区,使所有的一切都能进入文学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对文学写实主义原则的又一次发展。” ⑧这样,他就还自然主义以文学史应有的地位,清除了人们在自然主义认识方面的迷雾,使国内的学者、学生乃至文学爱好者能客观、公正地认识自然主义在文学史上的创新和贡献。
  此外,在组织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也有不少能体现柳鸣九先生的敢为天下先。如《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13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开拓性地划出了心理小说的范畴,并作出了独创性的分类与发展阶段标识,深得学术文化界的赞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则是建国后唯一一套巨型的国别二十世纪文学丛书。这些,都开风气之先,在国内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坚强不磨之志节,颇为务实,不说空话,看准目标就不放松,有计划有步骤注意策略地逼近目标。这在柳鸣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狠”、“倔”、“谋”。
  “狠”指的是湖南人做事都有一股子狠劲,这在柳鸣九先生的学术中表现为:做好充分准备,把问题彻底搞定或做透。上述开风气之先的那些问题,在新时期之初,表面上是学术问题,但实际上都是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大问题,有些还涉及到斯大林(日丹诺夫的观念是深合其意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其思想的体现)、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因此,柳鸣九先生鉴于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对西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意识到:“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实践’与客观实际,靠大量作家作品的实例说话,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事实说话,编译出作者的作品文本与有关资料,以及各种文学思潮的综合材料,让大家看看被说成是洪水猛兽的外国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为此,他从大规模的资料译介与普及开始,让文学史事实说话,以逐渐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偏颇,开辟了全新的三大基础工程:一是主编了“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种,共约500万字),二是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共约1,300万字),三是创办了《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辑,约300万字)。三个工程,分别从作家、作品、理论(思潮和流派)三个方面资料全面地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既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堵住漏洞,就像打排球一样,一扣二扣三扣,接连三级重扣,把球扣死,从而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方位地用事实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倔”指的是湖南人做事,天生就有股倔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哪怕遭遇诸多不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上述诸多问题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问题,往往会触痛某些极左分子甚至某些思想保守者,柳鸣九先生遭遇到了诸多的不顺,如《萨特研究》曾被当作“清污”对象而受到批判,而他以如此突出的贡献和学术实绩,竟然三次申报博导都被驳回!但他认定真理,酷爱学术,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依旧倔强地满腔热情从事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工作。
  “谋”指的是讲究策略,或者说有谋略,有计划有步骤注意策略逼近目标达到目标。湖南人喜欢这样形容自己:“吃得苦,不怕死,霸得蛮,耐得烦,了得难。”前面四句是说自己性格倔强,办事有股狠劲,能吃苦不怕死有耐心,坚韧不拔,最后一句则是说自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有胆也有谋。这在柳鸣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作为一个沉醉学术、潜心科学、酷爱文学的学者,柳鸣九先生深知文学研究中客观分析与科学准确的论述的重要性,更认识到审美与艺术的重要性。因此,从青年到老年,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工作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几十年持之以恒,并且有计划有步骤注意策略。  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通过讨论“共鸣”问题,唤起人们对审美和共同人性的关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充分利用当时极其难得的没有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开办“地下工厂”,主持《法国文学史》的编写。他从拟定纲目提要,到承担大部分章节撰写,最后统一修改定稿,特别是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坚决摒弃当时在文化学术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意识形态”、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文学理论观点,对一切文学史问题、作家作品问题坚持作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与科学准确的论述评价。对长期主宰中国文艺界的苏式意识形态日丹诺夫论断,他早就深为不满,但面对曾经是文化意识形态里“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的日丹诺夫论断,他并不率尔操觚,而是格外谨慎小心,深思熟虑,全面考虑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方式方法:紧紧抓住“实践”与客观实际,靠大量作家作品的实例说话,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并决定操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带有学术色彩的理论语言,持堂堂正正的立场,即维护“无产阶级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事业”的立场,采取“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态度,甚至是“进谏性”的态度,既敢于讲明确抗衡、有力冲撞日丹诺夫论断的话,做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又不要忘乎所以、失于过激与张狂。最后,他谋定而动,巧借1978年国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股东风“揭竿而起”,提出了重新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艺术的学术理论问题,并且运筹帷幄,精心安排了“做得很有目的、很有预谋,也很有规模、很有声势”的“三箭齐发”。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局势,苏联的政治和文学思想观念在我国影响很大,其中最为突出的又数日丹诺夫的极左思想。
  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从1934年苏联共产党十七大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一直到1948年8月去世为止,作为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前后控制意识形态达14年,但直到50年代晚期,日丹诺夫的思想还有很大影响。日丹诺夫在哲学上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一切唯心主义派别作无情的斗争中发生、发展和获得胜利的,并且提出了一个公式: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在文艺方面,强调文艺乃至学术研究的政治纪律,强调“以政策为指针”,宣称:“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试着消除苏联艺术圈中外国势力的影响,认为不正确的艺术形式是一种思想转移,因此,他对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彻底加以否定;他还推崇简单、直白、科学图表式的表达方式,用某种符号或图表来象征或表达某种道德观念。其主张被称为日丹诺夫主义。
  日丹诺夫主义在中国影响巨大,建国以后,在如何对待西方20世纪文学艺术的问题上,国内的翻译、出版与评论工作,一直受日丹诺夫论断的绝对控制。柳鸣九先生对此一直颇为反感,但他暂时隐忍不发,等待时机。1978年,恰逢国内展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他马上抓住机遇,并精心安排,“三箭齐发”,步步扩大、发展自己的战果。
  1978年秋,他首先在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广州会议)上作了题为《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学术报告,矛头明确指向日丹诺夫的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系列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重新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受到在座的外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几乎所有著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草婴、王佐良、辛未艾等)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打铁趁热,他回家后赶紧将上述学术报告整理为五六万字的长篇论文,1979年初在当时唯一的外国文学评论刊物《外国文学研究》上连载刊出。与此同时,又在他所兼职负责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当时外国文学所的机关刊物)上,有计划地组织、刊载了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笔谈文章。一个学术报告,一篇长文,一场讨论,这就是当时学术界传为美谈的“三箭连发”,对日丹诺夫的论断起了摧毁性的作用,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打破了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方面的坚冰,拉开了国内书刊纷纷译介西方20世纪文学的序幕。
  此后,面对“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高调,柳鸣九先生极其务实,也十分注意策略:“在中国,首先需要的就是事实与实话。具体来说,我‘进一步让事实说话’的主意,我对左调大批判的回应,我的具体答辩,归结为一个行动计划,那就是:创办《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也就是说,他不愿浪费时间去做无谓的争辩,而采取让客观事实说话,让作家本人说话的方式。为此,他首先选取了在其上述学术报告中分析过的重点之一——法国“存在”文学大师萨特作为对象,编选组译了《萨特研究》,并撰写了长篇学术性序言《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出版后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1982年夏该书却成为全国理论批判的重点。柳鸣九先生对此进行了反思,并且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他深感,在中国正确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必须先从大规模的资料译介与普及开始,让文学史事实说话,以逐渐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偏颇(他的原话是:“我深感在中国,人们对西方20世纪文学太缺乏具体的接触与感性的认识,与其我去进行论战,不如让事实说话,编译出作者的作品文本与有关资料,让大家看看被说成是洪水猛兽的外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于是,为进一步推进人们的认识,扩大上述战果,他又精心策划了上述“一个作品文库,一个研究资料文库,一个理论园地”这三个为西方20世纪文学研究打基础的全新基础工程:一是主编了“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种,共约500万字),二是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种,共约1,300万字),三是创办了《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辑,约300万字)。三个工程,分别从作家、作品、理论(思潮和流派)三个方面全面地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方位地用事实改变人们的观念。
  即便在文章写作的具体行文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柳鸣九先生也注意讲究策略,如他首次向国人正面推介萨特时写道:“如果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哲学体系上所织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也许不妨可以说,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萨特把上帝、神、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了出去,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因而,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显然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就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大大优越于那种消极被动、怠惰等待的处世哲学。它把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作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也有助于人为获得有价值的本质而作出主观的努力,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至于萨特所认为的世界是荒诞的,人是孤独的、痛苦的,人生是悲剧性的,这种观点的确表现了一种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的思想情绪,但这不正反映了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先从正面立论,突出萨特的积极意义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正能量”,堵住反对者之嘴,然后为了削弱一些极左的分子抵制,巧妙地从反面指出其悲剧性和消极性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从心理上消解其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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