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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话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中的意义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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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文化话语空间,逃避他者无疑是固步自封。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是如此。但凡文学理论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时代,都充满着不同文艺观念的激荡,《文心雕龙》《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原创性的文艺经典著述皆为中外文化激荡的结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形态不断在不同话语体系的碰撞中发展、嬗变,在面临阐释危机的同时更新文艺知识体系,不断在现实需求、文学事实与文学观念之间催生新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瓶颈,是文学事实与文学价值所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这渗透到文学具体的理论思考与鲜活的文学活动之中。本土化问题涉及到外来话语、本土问题意识与现实需要的碰撞,关乎接受主体的审美经验问题、认知体系及其意识形态选择,既是本土化历史进程的描述性事实,也内含着规范性考量。卢卡奇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同时也带来诸多困惑。他的话语进入中国文学场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艺本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的思考,具有颇为复杂的功能意义:既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建构,又加速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危机。我们可以从正统马克思主义模式、批判理论模式与后现代视野模式中窥测这些功能意义。无疑,这对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以及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具有某种参照价值。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构建功能

卢卡奇话语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本质观念的构建,主要体现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主体性理论与实践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的构建中并不具有系统性与有机联系的特征,而是充满张力甚至是对立的。

对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中西思想交集的当代语境中,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尤为关键,因为对此问题的回答为整个文学活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自新时期接受苏俄文论话语与欧美文论话语以来,对这一基本问题做出了多种视角的回答。艾布拉姆斯的四因素说可以视为当代文学理论文学本质观的四种主要角度。而在这四种角度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主要是提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等文学本质观成为学界共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对苏联影响下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进行批判性思考,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从而把审美反映的观念整合到文学的本质之中。卢卡奇的话语参与并促进了这些思考。

卢卡奇颇为重视反映论文学观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反映论是卢卡奇文学本质观的重要维度,这是从认识论角度思考现象与本质的问题,强调文学是社会现实的普遍性本质的反映。虽然卢卡奇的反映论受到恩格斯、列宁的反映论的直接影响,但是作为有着丰厚的文艺审美体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一直受到康德的审美规范性思想的影响,故他特别注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合法性建构。卢卡奇的审美反映论是建构审美领域的规范性基础,提出了审美领域与科学领域、伦理道德领域的差异性。卢卡奇对审美与反映的内在关系的思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可以说适应了新时期以来对文艺自身审美特性的关注,也契合中国80年代的文学热、美学热。虽然卢卡奇的《审美特性》一书直到1986年才第一次有部分中文翻译,但是他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与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已经凸显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性。可以说,卢卡奇的审美反映的文学本质观在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具有重要的影响,扭转了以往简单的反映论文学观,改变了以前强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学评价观念。在新时期注重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思考的文学语境下,在强调文学不直接从属于政治的思想解放的政治语境下,卢卡奇的审美反映论与中国学者对审美特性的思考,尤其与在审美反映基础上构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相呼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坚实的基础。但是,起初中国学者是在哲学反映论与认识论意义上接受并整合卢卡奇的审美反映论的,这是时代的知识框架的必然与限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文艺观点的延续,也是在经典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基础上的接纳与解释,体现出西方启蒙现代性追求真理与真实的特征。卢卡奇影响下形成与发展的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更多地整合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范畴,也就是把审美感性融人到反映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中。关键在于,卢卡奇在审美领域的合法性思考切合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艺本质观,促进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本质观的理解,也就是反思了文学与非文学的本质属性问题。

为了确立文学自身的合法性,立足于文学现象本身进行审美体验与思考的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断关注审美形式,突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分析文学语言与科学理论语言的区别,探讨文学节奏的形式意义,关注“有意味的形式”。“既然语言都具有意义,那么,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分离开来的标志是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的指实性特征,与文学语言的非指实的虚拟性特征。使用科学语言的结果,目的在于通过语言的实际意义,揭示出这语言以外的一个实在的世界,或是正确的反映,或是一种谬误的描述。文学语言使用的结果,就在于通过语言实际意义,创造出一个并非真实的虚设的世界。这就是两种语言不同的实质所在。文学使用的语言,与科学语言同属一种语言,自然具有同样意义,但何以与科学语言不同,却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其关键就在于文学创作避开了语言的陈述功能,而充分利用了其表现功能。”卢卡奇的审美反映理论激发并深化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审美形式维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中国审美反映论的论述框架。当然,这种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是复杂的,还受到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审美经验的积淀、80年代现代主义的审美纯粹性思想乃至语言符号学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批评模式内在地联系着。事实上,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立足于文学领域,古今中外不同的话语被挪用以达到深入理解文学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的知识性目的以及对于审美经验性的把握,从而体现了话语意识形态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既有现实主义因素,也有现代主义因素。而卢卡奇的审美反映理论除了文学的思考之外,还涉及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尤其重要的是,卢卡奇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哲学等哲学话语高度来思考审美反映的特性,更偏重于现实主义美学建构,对现代主义表现出固执的偏见。其理论的深刻性与系统性、抽象性、历史哲学性、宏大叙事性在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没有得到过多思考与讨论,而中国哲学界也没有对之进行深入论述,这既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本质形态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点,也透视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碎片化与过程性推进的特征——主要是通过“论文”形式不断推进的。

可以说,初期的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几乎是卢卡奇审美反映理论的具体化与本土化体现,但是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卢卡奇的审美反映的知识结构与现实主义审美经验的视野,融人了语言符号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话语理论、中国传统比兴修辞审美系统,从而在中国文学话语空间拥有了更多的合法性与阐释力量。

主体性与实践性之文学观念的推进

卢卡奇话语是复杂的、多维度的统一,既有对现实主义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也有对现代性物化现象的尖锐批判,还有实践性的哲学构建,鲜明地体现了东欧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特色。

由于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的干预,卢卡奇在新时期以前的30年间主要是作为反面的批判对象出现在中国学界的。50、60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延续苏联模式,展开对东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卢卡奇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典型代表。80年代又涌现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卢卡奇的话语在遭受怀疑的同时带来新的机遇,开始扭转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形态。中国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没有凸显主体性意识,更没有深刻地反思个体性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审美反映的拟人化特征。因此主体性命题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新时期的主体性凸显是中国第二次现代性启蒙的表现,是改革开放面对他者的自我意识的确认,是审美自律性的张扬,其原因复杂多样,但是东欧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王若水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涉及到东欧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问题的思考,他说:“异化这个概念在西方已经流行好几十年了。讨论得非常热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参加了讨论。南斯拉夫对这个问题很重视,苏联理论界长期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要谈也是抱否定态度,说这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没有什么价值。”在新时期,这种局面发生了逆转,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三联书店),1982年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出版社)等,其中有波兰的雅罗舍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著作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弗雷特兹汉德的《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南斯拉夫的辩证唯物主义派斯托伊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实质》《列宁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和实践派马尔科维奇的《工业文明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彼得洛维奇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与革命》,波兰沙夫的《反人道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罗马尼亚的《人道主义——从原则到现实》等。这些著述包括了人道主义与人的实践本质的探究,包含着重要的实践美学思想,尤其强调青年马克思对人的实践创造性的思想。对主体性的重视在新时期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主体性问题成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念之一。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深化与转型,从而把审美反映理解为人道化的主体性意识的重要维度,而不是视之为科学反映的客观性与人之缺失。

无疑,卢卡奇的审美反映论在参与中国主体性文学理论建构中,释放了审美反映的主体性与人性价值,涉及到对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重视。在50、60年代,卢卡奇这种主体性的审美观受到中国学者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尖锐批判与质疑,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或者老牌修正主义,但是在新时期受到正面的积极肯定,这当然不是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青睐,而是基于社会历史基础和动态过程的人道化主体的体认,属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艺观念,也是对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的阐释。虽然中国在1956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但是真正产生实质性的文学理论影响,还是在新时期以来。这也是在艰难的现实中曲折推进的事情。王若水提出,认识论不要忘记了人,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衡量实践的标准要看人的目的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人及其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用有没有满足这种需要和满足的程度如何来估价生产实践的成功、失败和成绩的大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看来,不仅审美反映有着拟人化的特征,而且审美反映的重要机制模仿也联系着人的命运的问题。“卢卡奇的艺术本质论将艺术观念推进到人本身,强调文学艺术以完整的人性而达到审美性,这是大大有助于人们对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的。这不仅符合一般的人道主义原则,也符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因而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卢卡奇的文艺人性主体性理论成为马克思提出的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彰显的艺术观的有力注释。卢卡奇从青年时期到老年一直关注人的存在价值,不断在与客观世界的接触中、在实践的历史性生成中建构主体性意识以及阶级意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解放的现实实践行为,以克服现代性过程中人的非人状态,即物化或者异化生存状态。晚年的卢卡奇对青年时期的著作尤其是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颇有不满,但是《审美特性》与《历史与阶级意识》都贯穿了对人道化主体性建构的思想。模仿不仅仅是反映的重要机制,而且涉及人的命运与自我实现,因此艺术涉及人的世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记忆,是人的自由性彰显。我们以之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用卢卡奇的人道化思想深化了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意识,使中国文学研究具备了某些批判性,这是卢卡奇话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征的凸显。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及文学艺术研究中,物化与异化批判逐步呈现,改变了传统话语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状态,体现出人道化的主体性的建构特征。这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审视,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理解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无疑带来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活力。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建构中,卢卡奇的话语无疑起到了中介意义,如果说哲学界更多从《巴黎手稿》中获得人道主义与异化的理解,那么文学理论界既有《巴黎手稿》,又有现代美学的主体性启蒙美学,而卢卡奇的话语是沟通巴黎手稿和启蒙审美主体性的重要推手之一。

卢卡奇的实践美学思想也渗透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关实践性的思考,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实践本体论的建设。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维度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对《巴黎手稿》中有关实践的本体论的阐释与发展以及对列宁实践哲学的继承,也与毛泽东的实践论息息相关。卢卡奇关于实践的观念切合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维度。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高度认同卢卡奇作为历史过程的实践本体论思想,注重他关于文艺与审美的本质同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的实质性联系,正如卢卡奇所说,“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整个体系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但是实践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卢卡奇话语中具有某些不同的意义,这导致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实践命题长期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与重要推进,反而在实践美学方面更切中卢卡奇对于实践丰富性的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历了从认识论、主体性与实践维度的转型与深入,经历了近30多年的学术探索,而卢卡奇在60年代就完成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建构。不难看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充满着诸多知识学、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波折。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受到卢卡奇话语在显在层面和潜在层面刺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基本观念的思考,深化了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实践性的理论建构,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复杂化与多元结构化。卢卞奇话语参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恰恰透视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多元性与碎片性,也显示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丰富性与矛盾张力。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统建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被选择性吸收与突出,其系统性与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被不同的文学理论家解构了。

知识话语的游戏与本土化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主体性理论、实践美学建构与卢卡奇话语本身有所疏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卢卡奇话语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困境的解决,譬如在改革开放的全球文化语境中,应该如何从学科知识的意义上回答文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面对纷繁多样的文学观念,中国学者做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并把这些思考用于文学现象的阐释之中,体现了中国学者审美经验的理论化。可以说,卢卡奇话语从最初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到后来获得高度肯定,这一转型是其话语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标志,而它也正是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学科化的标志,只要在审美经验、知识学和学科意义上审视文学的基本观念以及卢卡奇的话语逻辑,文学的审美性与主体性、实践性、意识形态性就会不断喷涌出来。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政治环境的限度、中国学者知识学的限度以及审美经验积淀的限度,卢卡奇话语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主体性理论与实践美学理论中的激发功能是有限度的,这是阐释的限度和本土化的限度。就此而言,卢卡奇话语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话语在中国本土化的深度与宽度。这在文本翻译、意义阐释、话语体系挪用、本土化创造实践等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譬如,虽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理性的毁灭》《小说理论》等著述在新时期陆续被翻译出版,但是一些著述诸如《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海德堡美学》《历史小说》等至今没有中文翻译。因此,卢卡奇话语本土化在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的建设中充满着诸多误解、浅见、曲折,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学者新的思考与创造。

在新世纪,在不断学科化与全球化的文学理论界,卢卡奇话语本土化变得更加矛盾,其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建设也是复杂的,有如巴赫金的杂语似的推动与激发。这主要不是文学观念建构的历史需要、现实情怀与文化政治选择的本土化,而是知识话语本身生产意义的本土化。新世纪是卢卡奇话语参与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话语构建的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新维度。一是日常生活维度的美学建构。卢卡奇的文艺理论与美学一直重视日常生活命题,从青年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琐碎、无意义、庸俗性的批判到现实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与总体把握,再到审美反映的日常生活基础,都可以见出日常生活命题的重要性、基础性与本体性。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反映论问题,更多是存在论与现象学的命题,卢卡奇长期批判的现象学、存在论却反讽地内在于其自身话语之中。二是卢卡奇的形式符号论思想得到重视,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尤其与伊格尔顿、詹姆逊的“文本意识形态”“形式的意识形态”的阐发有关,也与形式符号论在中国学界的逐步得到认可有关。三是卢卡奇在后现代语境下被视为宏大叙事的立法者而被诟病,被视为固执的现实主义者而被批判,同时他也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性、碎片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卢卡奇的著述中充满着碎片性,随笔成为其重要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载体,异质性不可避免,审美误解不可根除,这些思想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联系在一起。四是物化批判与物化美学建构相互关联。物化本来是卢卡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的关键性概念,但是中国文艺理论家从中找到了积极的物化美学建构的可能性。例如,王一川从传统中国美学的物感说与比兴修辞诗学找到了应对当代物化时代的新型诗学。五是学术研究超前于文本翻译。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文学思考直接借助于外文文献,文献越来越翔实,引述也越来越直接真实。80、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涉及卢卡奇的话语主要借助于已经翻译的中文著述,而且大多限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批评、《审美特性》《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而新世纪以来卢卡奇的重要文献不论翻译还是未翻译的,都涉及到了,既包括德语文献、英语文献,也涉及匈牙利文献,不仅关注他在斯大林时期的现实主义、晚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系统建构、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性文艺美学,而且探讨了青年卢卡奇的《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海德堡美学》,还把他与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本雅明等内在联系起来。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深度切入卢卡奇话语的标志,而结果是:卢卡奇的文艺理论思想的复杂性、悖论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他的真实形象在中国越来越清晰,也扭转了以往的修正主义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等固定形象,一个具有后现代悖论形象的卢卡奇开始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空间中。这可以说是卢卡奇话语在中国本土化不断推进的表现。

然而,这种本土化推进更多的是知识话语的创造与生产,是中国学者在世界知识话语谱系中,在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知识体系中建构的卢卡奇形象,这是基于文本本身的话语分析、阐释与构建。这些本土化在深度上表现明显,但是在宽度上极大地缩小了,与中国丰富的现实距离显然疏远了,与中国人的直接生活现实及其文化文学需要隔离了。新世纪中国学者的卢卡奇话语阐释仅仅在极为狭窄的空间存在,甚至只是在少数几个人之间存在,自娱自乐,自在于读书的快乐与书写的乐趣以及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常规呈现。学者研究领域的固定化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性机制使得中国的卢卡奇话语细腻而深刻,复杂而深邃,自存于一块飞地。可以说,新世纪的学术机制促进了卢卡奇话语的游戏状态。这无疑有积极意义,但是就本土化进程与效果而言,这悬置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文学理论研究失去了现实的土壤,缺失了问题意识,也丧失了文化政治意义,这不是文学之死,而是理论游戏娱乐至死。在此意义上,卢卡奇话语的本土化是中国当代学术的一个镜像。尽管如此,在对卢卡奇话语的多元阐释中,中国学者的理论意识与主体性日益突出。基于深度本土化之上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也许会更加坚实与厚重,更具有强大的话语力量与阐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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