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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徐悲鸿一生命运的四封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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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在北京病逝,享年仅58岁,去世前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无论是地位还是声望,都是全国美术界的旗帜性人物,徐悲鸿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了他事业上青云得志的巅峰状态。  就在这一年,他还进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此前,他为祝贺毛主席六十寿辰,创作了一幅骏马,题上:“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还拟了一幅对联:“言论文章放之四海而皆准丰功伟绩长与日月同光。” (《徐悲鸿年谱长编》34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XX年版)准备在毛泽东寿辰那天送给主席。  我查过毛泽东书信选,里面所收唯一一封收信人是画家的,便是复徐悲鸿函。这在那个年代意味深长,充分说明了徐悲鸿在新社会的政治地位。  徐悲鸿过早病逝,实在可惜,如果他能多活些年,其成就不可估量,即使在绘画上也许不会有太大的想像空间,在美术教育、美术出版、美术展览馆等方面,也一定会多有建树。  徐悲鸿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医院与徐悲鸿遗体告别,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悼念文章——这在当年的美术界几乎是最高规格的殊荣,因为郭沫若不仅是文化界领导,更是政务院副总理,这篇文章不是作为徐悲鸿的友人来写的,而是带有官方正式评价的性质。郭沫若在《纪念徐悲鸿先生》一文里说:“悲鸿先生于作画外,复尽瘁于美术教育事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似乎更大。”(《徐悲鸿年谱长编》35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XX年版)  这对徐悲鸿是盖棺论定,反映出郭沫若以副总理的高位,居高临下,在写悼念文章时不必拘于礼数只作客套应酬赞美之辞,而能够多少表达一些保留意见。  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徐悲鸿是最为重要的关键人物,他的重要不仅仅在于所创作的绘画作品,也不仅仅在于他的文章著述,更大程度上他在中国美术教育上是一位开拓者,培养了一代画家与美术教育工作者,至今中国美术界仍然笼罩在徐悲鸿的影响下,很多头面人物都是徐悲鸿的学生的学生。  徐悲鸿的家世贫寒,他作为一个从小就为生计奔波的乡下青年,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完全靠自己赤手空拳闯天下,成长为在民国美术界、教育界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进入新中国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徐悲鸿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被写成各种传记数量最多的人物就是徐悲鸿(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很多画家如齐白石、陆俨少、黄宾虹、吴冠中、黄永玉已经在画册出版的数量与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徐悲鸿)。  对徐悲鸿来说,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是几封介绍信,这几封出自不同人手笔的介绍信,是他打开机遇之门的钥匙。  一 在上海站住脚  徐悲鸿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时用的名字是黄扶,这是个用来报恩的名字,因为他在上海站住脚,全仰仗黄警顽与黄震之两位无亲无故偶然相识的恩人接济。  黄警顽是商务印书馆的办事员,交际广泛,他后来在口述文章里回忆,19XX年夏末,他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接待了一位从宜兴到上海来的青年,此人掏出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的介绍信,写信的人是徐佩先(此名为黄文所记,据考该人名为徐子明,原名徐仁锖,字佩铣,是宜兴最早的留学生,在上海期间与徐悲鸿有交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去台湾,是著名学者,一生与胡适为敌),黄警顽帮徐悲鸿联系了恽铁樵,此后一来二去,徐悲鸿虽然见到到了恽铁樵,但想求得为商务教科书插图的机会没成功,却和黄警顽成了朋友。(见《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徐悲鸿满怀信心地求职惨遭失败,花尽了盘缠,觉得无颜无乡见江东父老,就与黄警顽辞别,是黄警顽感到不对,追到外滩把徐悲鸿找到,二人抱头大哭,一起回去,黄让徐悲鸿与自己睡一张单人床,吃饭问题中午让徐悲鸿在自己座位上吃工作餐,黄出去找朋友蹭饭,早晚则给徐悲鸿一角钱。  黄警顽交游广泛,他不止是帮了徐悲鸿吃住,还促成了徐悲鸿一生中卖画第一笔巨额收入,当时流行武术谭腿,他找到出版商游说出版《谭腿图说》,由黄写解说词,徐悲鸿绘插图一百多幅,挣到三十元全部给了徐悲鸿。又向当时上海审美馆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推荐,让徐悲鸿挣到了二十元,同时结交了画坛名流。他听说哈同花园找人画画,就告诉徐悲鸿专门创作了应征,并陪徐悲鸿去爱俪园见当年上海首富哈同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后来徐悲鸿住进哈同花园,结识了仓圣明智大学的康有为等人,事业初步打开了局面。  可以说,徐佩先为徐悲鸿写给恽铁樵的介绍信,虽然本身目的没达到,但靠这封信让徐悲鸿认识了黄警顽,而热心助人的黄警顽虽然地位不高,但却竭尽全力周济成全了徐悲鸿,对徐悲鸿可谓贵人,这是一封决定了徐悲鸿命运的介绍信。  也正是因为黄警顽于己有恩,徐悲鸿后来得志北上出任北平艺专校长,便礼聘黄警顽负责后勤总务。  二 在北京得到公费赴法留学机会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犹太富商哈同,当年富可敌国,他与他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真正显示了财富的力量。康有为、王国维、徐悲鸿等人都曾寄食于哈同花园。  徐悲鸿在上海期间,以画作毛遂自荐,得以进入哈同花园,这相当于是鲤鱼跃龙门,他后来能到日本游学,就仰仗哈同家的资助,事实上,他是以到法国留学的名义争取到的一千六百块银元,而他竟携蒋碧微私奔去了日本,哈同的管家也并未在意这笔款项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  徐悲鸿在哈同花园的最大收藏还不是找到了资助人大财东,而是在这里结识了他的贵人康有为,当时康有为因为张勋复辟事败逃到上海,状态处于又一次低谷,本来以康圣人曾为国师的地位与名望,不可能接受一个来自宜兴乡下没有受过严格教育的青年为学生,但落魄隐居时就没那么多考虑了,黄警顽说他亲眼看到,徐悲鸿在拜师礼上叩三次头拜康有为为师。  徐悲鸿不大讲自己是康有为弟子,更多地是讲自己的老师是法国画家达仰。实际上他跟康有为学的东西可能对他影响更大,尤其是在书法上他深受康有为崇尚北碑的主张影响,在书法创作上明显是康有为一派的风格。康有为反感四王画风,这也为徐悲鸿所接受,他一生攻击批评四王不遗余力。  康有为对徐悲鸿的影响还在于让他开眼界观摩欣赏了自己的藏品字画。康有为在清末民初是著名收藏家,而且有其理论有著作。他的家底雄厚,相当于给徐悲鸿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美术图书馆与博物馆,为徐悲鸿的艺术修养与审美眼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悲鸿后来狂热地甚至超出自己承受能力地收购图册与字画,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效仿康有为。  徐悲鸿一心要赴法留学,虽有哈同花园总管的承诺,但他担心没有保证,想争取公费,于是康有为写信给北京的弟子罗瘿公,以康罗有北京官场的关系之多面子之大,这不算什么难事。罗瘿公本身就是热心于资助文艺人才的名士,他对程砚秋的培养是民国时期闻名遐迩的佳话。罗见到康有为的介绍信,满口答应徐悲鸿尽力帮助,随即写信给教育总长傅增湘。  也就是说,康有为的介绍信让徐悲鸿找到了罗瘿公,而罗的介绍信让徐悲鸿找到了当时全国主管留学的最高长官教育总长。(《徐悲鸿年谱长编》2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XX年版)  事情到了这一步,一个学画青年的留学梦也就要成真了。尽管好事多磨,徐悲鸿真正拿到名额还费了些周折,一度他误以为傅不帮忙,还写信去大骂了傅总长一次,以至于成为僵局,但是,为徐悲鸿写介绍信的中间人情面,使得傅总长大人大量,未与年轻人计较,最后在徐悲鸿登门道谦时,表示“答应你的总归给你”。  正是这两封介绍信,为徐悲鸿谋取到赴法公费留学的名额。在那个时代,官员手中的权力很大,肯定也有滥用的,不过,在关照徐悲鸿留学这件事上,教育部的总长虽然完全是看朋友面子才给的机会,但却没有把国家的钱假公济私,而是确实用在了真正的人才身上。  徐悲鸿在上海认识的好友盛成也在此期间留法,他在徐悲鸿去世后回忆时还耿耿于怀——盛成是自费留法,对公费生极看不惯,他在法国期间都未与徐悲鸿联系!  三 赴法办展大获全胜  徐悲鸿的历史站位,使他在艺术领域很多方面都得风气之先成为开拓者。他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学法国学美术的画家,也是最早受教育部委派把中国古人与今人画作带到欧洲各国举办展览的人,他还是在欧洲各国办画展最早最多的中国画家。  1933年他策划组织征集的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声势浩大,事前在中国的报刊上已经沸沸扬扬,而在法国展览期间,巴黎各大报章均予以突出报道评论,成为当年中法文化交流的盛事,而徐悲鸿也在此期间顺便在比利时、德国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次的巴黎中国美术展览,让徐悲鸿在法国与欧洲声名大振,与此同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华人艺术家能在欧洲为国争光,无疑能极大地提升其形象与声望。可以说,1933年的巴黎中国美术展览,是徐悲鸿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声誉的关键一步。  此次展览筹备费时一年多,完全是徐悲鸿以个人力量在张罗,虽然走的是公费路子打的是官方旗号,但当时国民政府官员推诿效率低下,事实上没有给徐悲鸿以资助,而且让徐悲鸿几乎身陷绝境(办展览须十万法朗),全靠他通过私人关系才办成,可以说是一次商业冒险,如果失败徐悲鸿在欧洲必然声誉扫地,而在中国国内也会大丢面子,他甚至做好了流落巴黎的准备。  中国画展在当年号称世界文化之都的巴黎能轰动一时,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得到了法国泰斗诗人、评论家瓦莱里的序文支持,法国社会素有尊崇诗人的传统,以瓦莱里的号召力,可谓是一经品题、身价百倍。此次展览从1933年5月10月延续到6月23日,原定展期一个月,因结束时观众尚多,两次延期,观众累计二万人。徐悲鸿办展险胜,做到了名利双收。  徐悲鸿深知办展成功要感谢瓦莱里。但他言及此事只是在文章里语焉不详地说:“惟得大诗人梵赉理(今译瓦莱里)先生一序,序甚好。”(《徐悲鸿年谱长编》11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XX年版)  要了解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真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能只听当事人自己的说法,还要听听其他当事人的说法。就同一事情,不同的人讲述会有不同的角度,虽然有时甚至会彼此冲突矛盾,陷入是非有无的争论,但是就其共同认可的事实部分,比较其着重点,却可以得出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著名作家盛成在《情深意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里,详细记录了徐悲鸿赴法办中国美术展览一事他提供的帮助详情。  他写到:“悲鸿来到了北京。在我们的住处,他告诉我李石曾准备让他带着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到欧洲去开个巡回展览,并答应支付川资路费。”  “我婉转地对悲鸿说:‘此事当然很好,想必也是你多年奋斗的愿望,可是你还不了解李石曾这个人吧,他是极端靠不住的,你务必小心谨慎才是啊!’  “望着他陷入沉思的表情,我考虑了一下,继续说:‘请放心,悲鸿,我写两封信给你带到法国去,一封交给大文豪瓦莱里先生,一封交给他的志愿秘书于连-莫诺先生,他们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朋友,你万一遇到困难就去找他们,肯定会得到帮助的。’” (《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9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原来,盛成在法国文坛能一举成名,就是靠法兰西学院院士瓦莱里的提携,为其《我的母亲》一书写了长达十六页的序言,之后又由银行家莫诺的赞助下出版发行,取得极大成功。  盛成的这封介绍信,是徐悲鸿打开巴黎文化界大门的金钥匙。瓦莱里能为中国美术展写序,除了中国美术与中国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有他熟悉的中国朋友推荐。瓦莱里还在徐悲鸿为蒋碧微画的油画《箫声》上题了两句诗,轰动法国艺坛。(《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9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老一辈名家巨匠经常甚至频频地在同时代或晚辈的书画上题诗以示赞赏或鼓励,所以不算什么稀奇。但法国的瓦莱里是个惜字如金以诗作少而出名的大诗人,他一生只五十来首诗,有多年封笔的经历,因此,一幅油画能得到他两行题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礼遇,他对徐悲鸿可谓给足了面子!  徐悲鸿没有对盛成的鼎力相助予以文字致谢,至少在他的文字里没有明确记载,原因也许是人之常情都倾向于把自己在某件大事上的成功说成是个人的幸运,而不愿归功于他人的力量。徐悲鸿走向社会出山时的恩人,他会念念不忘,因为那是雪中送炭;但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事业上一个更高台阶时得到的朋友热心帮助,他可能就不那么让人们知道了,锦上添花的往往会是无名英雄。  不过,据《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归国后,徐悲鸿“在南京拜访盛成,一面感谢为他欧洲之行所给予的帮助,并以自己一幅画《马》相赠。又将一幅时人经亨颐的《水仙》请盛成带到法国送给瓦莱里先生,以表达对他的感谢之情。”(14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XX年版)  显然,徐悲鸿在法国办展而要在回中国后在南京让盛成转送给瓦莱里表示感谢的礼物,说明确实是盛成帮了大忙。  徐悲鸿为什么要选择一幅《水仙》给法国诗人瓦莱里?瓦莱里长篇名作是《水仙辞》,梁宗岱是瓦莱里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二人交往甚密,瓦莱里亲自向梁讲解这首诗的意境,梁宗岱将这首三百多行的长诗译成中文,同时译了瓦莱里年轻时的另一首《水仙辞》,刊登在著名的《小说月报》上。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仙辞》的单行本。  可见徐悲鸿是用心推敲过送瓦莱里的礼物,不是随便给的。  这种抑人扬己的例子,还体现在徐悲鸿在1933年《悲鸿自传》写到康有为与自己的关系时说:“识康南海。南海甚为器重,许为天才。”这未始不是事实,因为康夫子爱才,抬重年轻画家,予以赞许夸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徐悲鸿在自传里这样写,按旧式规矩来说,就有些不够敬重师长,语气轻佻。这不是偶然现象,事实上,同一篇自传里他还讲到高剑父,说:“时高剑父见吾画马,与吾书,称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徐悲鸿文集》5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XX年)轻轻地把他当年在上海穷困潦倒衣食无着之际求高剑父买画度日的寒酸窘迫,化为高剑父慧眼识才给予其画艺最高品评的佳话。  所以,有句老话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美术史虽然是历史的一个小分支,但在这点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还原了真相之后的历史也许不那么美观潇洒,但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本文地址: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m.lw54.com/20170828/72026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