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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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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

早在1942年,盟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经板上钉钉,但是德国人何以让这场残酷的战争又拖了3年半?他们靠什么硬撑下去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遭遇失败后,普通德国公民开始反对战争,但斯塔加特的研究发现,直到战争的最后时刻,德国国防军依然受到深切爱国的德国人的坚定支持。
  两种观点
  受害者或加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纳粹政权把它挑起的冲突转变成欧洲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然而,70年过去了,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就是德国人是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随着经历这场战争的几代人逐渐凋零而失去光辉,反而一直受到公众关注。在德国更是如此,过去十五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电影、纪录片、展览和书籍泛滥。然而,无论学术还是大众式的表述,对这场战争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要么把德国人描绘成受害者,要么说他们是加害者。过去十年中,受害者叙述极为显著,著述者专注于挖掘曾被埋藏的普通民众记忆,这些民众经历过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苏联红军到达前的大逃难,以及红军到达后频频发生的屠杀和强奸。很多德国老人一再叙述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只是想让人听到,想在身后留下记 录。
  媒体把战争时期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转化成当代人关注的议题,不吝篇幅描述他们的失眠、焦虑和反复遇到的噩梦。很多人自发成立“战争儿童”组织,评论家用滥“创伤”和“集体创伤”等词语,全部套用在这类经历上。不过,他们谈论这些创伤时,总想强调受害者是被动和无辜的,并且想在道德上赢得共鸣: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集体创伤”概念主要用于概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把政治认同赋予德国“受害者”,有望使他们更有影响力。
  只有在极右派占据的政治边缘地带,才会把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划等号。这些人在每年2月都会举着“大轰炸大屠杀”的标语游行,纪念1945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过即使这些煽动性的活动,也远远不能和1950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民族主义崇尚德国士兵作出的英雄主义“牺牲”,把一切德国“暴行”归咎于一小撮顽固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SS)。这种轻描淡写的冷战借口给德国国防军贴上了“好”的标签,给党卫军贴上了“坏”的标签,为1950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约正式成员的身份重新武装提供了支持。不过到了1990年代,随着“国防军本文由手机论文网http://m.lw54.com收集整理罪行”巡回展览的有力揭露,这种借口再也站不住脚。
  犹太报复论
  一种奇怪的自我谴责
  实际上,德国人在1943年的夏季和秋季,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并把这一行为和盟军轰炸德国平民相提并论。在漢堡,有人注意到“平民、中产阶级和其他人都在私密圈子和大型集会上一再提出,盟军袭击德国是报复我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巴伐利亚的施韦因福特,人们的说法也一样:“这些恐怖袭击是反犹政策招来的后果。”1943年10月,美国空军第二次空袭施韦因福特后,人们的情绪消沉,公开抱怨说,“如果我们不那么残酷地对待犹太人,就不会遭受这些恐怖袭击。”
  当我初次了解这些时,非常震惊。德国人在战后普遍宣称不知道或者没参与那些犯罪,但我已经知道,这只是糊弄人的借口。现有研究表明,早在战争没结束时,德国已经大量流传关于种族灭绝的消息。通过前线的书信和照片、士兵在火车上和回家探亲时的谈话,这类新闻通过党卫军家属、铁路工人、其他目击者及BBC德语广播和中立媒体流传回德国。但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以为这类信息大多只是在密友和家人之间小心翼翼地传播,在私密圈子以外,只有匿名的流言。大屠杀怎么可能成为大庭广众之下的话题呢?
  这些讨论是受秘密警察当局监控和分析的,此前两年正是这些秘密警察机构流放和屠杀了犹太人。更诡异的是警察和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收到这些报告一两个月后,仍然向第三帝国的领袖断言,只能他们才能担当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个所谓的秘密是怎样泄露的呢?近二十五年来,当我们思考纳粹时代和二战时,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德国民众怎样把大屠杀当作既成事实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怎样影响到德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场战争会怎样影响他们对种族灭绝的看法?
  1943年七八月间,战时德国显然一度遇到深度危机,从汉堡到巴伐利亚,人们都把盟军对平民的无限制空袭视作报复“我们对犹太人所做的那些事”。这类关于盟军惩罚或者“犹太报复”之类的言论证实,把空袭描绘成“犹太恐怖轰炸”的无休止宣传,总的来说被大众接受了,这种宣传在1943年上半年鼓噪得尤其激烈。但是,这些看法带有一种奇怪的自我谴责,让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感到惊恐。这样的说话方式暗含着想停止这种冤冤相报的战争,汉堡大火使德国人意识到,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型的全面战争。
  复杂、多变和令人沮丧
  德国人的战争反应
  1943年夏天,一种恐惧广泛散播,它认为德国人无法逃脱由他们自己发动的无情的种族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为渡过危机,人们不仅必须放弃早先对战争进程的预测,还要抛掉传统的道德顾虑,突破尚存的体面和廉耻。德国人不一定必须是为希特勒而战的纳粹分子,但他们发现,面对无情的战争和它带来的末世心态,不可能一直无动于衷。
  直到1944年秋天,盟军已经攻进德国本土,“普通德国人”才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压制,但是最恐怖的压制只局限于1945年3月、4月和5月的第一周这段最后的战争期间。即使在最后大规模暴力痉挛中,恐怖统治也没有使德国社会分裂和沉默:相反,很多德国公民认为,作为忠诚的爱国者,有权公开批评纳粹的失败。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们大多依然自认为是在为国奉献。人们从常识出发,长期以来认为德国人成了失败主义者:历史学家把纳粹政权的成功与民众的支持划等号,把它的失败归咎于民众的批评和反对。在和平年代,这种看法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就不行了。从1943年到1945年,德国人是如何一边克服日益严重的战争创伤和损失,一边继续坚持战斗的?战况越糟糕,战争的“防御性”就越明显。
  当德国人竭力想掌握主动,重新思考可能的命运时,后续的危机不仅根本不会让纳粹政权崩溃,而且成为更激进的催化剂。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汉堡轰炸这类大灾难确实使纳粹政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没有让德国人对爱国主义奉献产生疑问。战争压力在德国社会以不满和抵触的方式全方位表现出来,很多时候纳粹政权必须出面斡旋,消除不利影响。然而,不管这场战争如何不受欢迎,它依然比纳粹主义本身更具合法性。德国在战争中期遇到的危机没有让德国人陷入失败主义,而使其社会态度更趋顽固。这本书里关心的,就是德国人的战争反应里所包含的更加复杂、多变和令人沮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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