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尊崇黄帝，不只是为信仰者树立了一种可供 效法的修道理想典型，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着大中华的民族意识与祖国观念。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千百年来已经成为民族团结和国祚绵延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看， 道教崇尚黄帝精神，也就是高举爱民族、爱祖国的伟大旗帜。正因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道教不断宣传黄帝，营造了根深蒂固的团结精神，所以在祖国危难之 时，道教徒能够挺身而出，以护国为己任，献策献力，作出应有贡献。

　　（二）大道化生学说

　　道教以大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也必然导致其爱国路向。

　　大道或称常道等，大道之说首见于《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意思是讲，大道非常广阔，任凭人们自由行进。基于洗练的原则，《道德经》在更多场合则使用“道”这个术语来陈述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充分解读。

　　由《道德经》所创立的大道论，通过《列子》、《庄子》等道家学派的传承和发展，在道教产生以后成为其理论基础与信仰内核。《太上开明天地本真经》说：“夫 大道者，本真也。真是道之本，经乃运之真。天地经本，升降真明；圣贤运本，归返真灵。本来真面目，大道体分明。自乾坤开辟以来，经日月阴阳之道。定寒暑， 显晦明，发三光，育万物。显三大圣人之德，体两仪造化之功。明天文，分地理，成世界，立兆民，画卦象，法制度。人造书契，合符明道，结绳而政，以开国成 家。”据此，则国家与天地都归本于大道。早期道典《老子想尔注》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天下“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这个说法不仅对祖国倾注了热爱，而且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间透射出爱国主义的真精神。

　　（三）性命双修理论

　　与大道演化学说相对应，道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还形成了性命双修的系统理论，从中也必然得出爱国主义的结论。性命双修不仅讲究身形修炼，而且要求心性涵养，而心性涵养离不开培育止恶行善的社会伦理道 德。在中国，无论哪个时代，效忠国家都是国民伦理道德的起码要求，在道教徒的基本修养范围之内。

　　具体而言，性命双修理论有两项重要内涵规定了爱国主义的旨向。

　　第一，性命双修是以身国互喻为实施前提的。为表征性命意涵，也为变化气质、脱胎换骨，道教徒时常把身体与国家相互比喻。例如《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卷下谓：“一人之身，一国之象，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知治国矣。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吝其气，所以全其身。”不仅把身体当作国家的象征，而且进一步阐述了“爱其民”、“安其国”与“全其身”的关系。按照作者的意思，“身”与“国”不可分。从这种角度说，治身乃是为了更好地治国，全身也是为了安国。爱护身体，也就意味着爱护国家。反过来说，爱护国家和治理国家，也能够给生命的健康、完善以及升华境界提供参照系。因此，爱国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因素蕴含于身国互喻的性命双修理论之中。

　　第二，性命双修要求实施者必须立功德。道家有关功德的论述很多，如《道德经》第二章谓“功成而弗居”，第十七章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等， 不仅赞成人生在世应该立功，而且主张遵循自然之道，在立功之后不居功。这种思想后来成为道教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的理论指导，故而魏晋以来，诸多道教典籍都 论及立功德的问题，而宋元之际勃兴的性命双修理论更是将功德作为基本内涵之一。按照道教的说法，形体健康、延年益寿不但需要调养内在的精气神，而且需要外 在的功德滋养，而功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是济世救人、报效祖国。所以《仙人请问本行因缘众圣难经》告诫奉道修行者：“当更立功，救度国主民人灾厄疾苦，大功德满，太上锡迎子矣。”基于这种理念，道教把那些尽忠报国的英雄列入仙谱，诸如关公、岳飞等皆是如此，而善于“杀蛇斩蛟”、为世人排忧解难的许逊则被尊为忠孝神仙，至于妈祖、灵济真君等诸神明则获得了“护国”的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