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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育活动中的习惯性表达及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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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育活动中的习惯性表达及其边界

人与人的交往离不开语言,正是因为语言的存在,人类得以相互理解,文化得以创造和传承。而作为信息传递与价值表达的载体,语言由符号构成,人类正是通过符号来生产并再生产文化,即卡西尔的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1],所以符号作为中介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符号并非天然存在,只有当它表达一定的意义时,对于其创造者与接受者而言才能构成交往的有效途径,所以,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通过对这一关系的分析不仅可以呈现出社会文化的现状,同时也能描绘出自一个符号产生到其所生产(或再生产)的文化的动态过程。通过观察学校德育活动中的语言表达,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中所进行的价值传递样态。
  一、质疑:德育活动中的习惯性表达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自然地将一些符号与一定的含义联系在一起,例如提到“国旗”,我们会自然地联系到“爱国”,这些习以为常的联系正是社会生活中的习惯性表达。在学校的德育活动中亦存在这样的例子。
  (一)“读重要的书”
  对于学校而言,设计文化墙是德育活动的重要环节,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者常常希望“每面墙壁都说话”。笔者参观过一所小学,在该校德育主任重点推荐的一个班级里,作为讲解员的小女生熟练地介绍着他们的班级文化墙(以儒家文化为主题设计)。当问及墙上手抄报的内容时,这位女生先是有些困惑,随即乖巧地解释,主题是老师定的,内容是家长选的。之后,她有些自豪地说,她们班的同学都喜欢读经典,不看漫画。笔者问她是否喜欢看漫画,女生犹豫了一下,坚定地说:“不喜欢,我们喜欢看重要的书。”笔者继续追问什么是重要的书,她思考了一会儿说“名著”,旁边的女生补充道“有学问的”。
  这位只读“重要的书”的小学女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很难判断她是否真的不爱看漫画,也不能断言只有看漫画才是小孩子的本文由手机论文网http://m.lw54.com收集整理常态。但在这次显然有“表演”痕迹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当学生处于一种充斥了价值表达的符号空间中时,这一价值似乎被学生自然地接受了:即使不理解意思,也可以在老师、家长的协助下完成作品;或许有迟疑,也自然地认为要读“重要的书”,而这个“重要”的内涵已经由成人确立。
  (二)“红领巾是烈士的鮮血染红的”
  在小学,少先队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先进的群体,而成为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也曾经是十分光荣且神圣的事情。在少先队教育中,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样的表述被用来唤起学生对革命英雄的崇敬、对祖国的热爱。
  这种表达至今仍被沿用,但是这一表达背后的敬畏感却似乎正在减弱甚至消失。事实层面,不断生产的红领巾本身不可能是被鲜血染红的,更不可能是烈士的血,这不符合事实,只是修辞的游戏;价值层面,革命烈士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较远,长期使用类似的“大词”,会使学生言不由衷。[2]
  基于对这种表达的质疑,另一种戏谑的表达产生了:红领巾就是一块红布。现代社会对传统权威的质疑很多,在试图解构这些权威表述时,一种常见的做法便是解构神圣性,但这样“击碎”的仅仅是所谓的“权威”吗?在学校德育活动中,当我们将原本“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解构为“一块红布”时,我们能够传递给学生的价值是什么?
  在学校德育活动中,上述两种习惯性表达同时存在,构成我们处理价值表达的两个方向。一方面,我们简单地将我们认定的价值输出给学生;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的价值表达简单地提出质疑。显然,这两种处理方式对于德育活动中的价值引导而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面对这样的习惯性表达,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进而提出新的处理方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建构:习惯性表达的边界分析
  如上文所述,习惯性表达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总是与创造者试图表达的价值相关。当符号和价值之间形成固定的联结时,“神话”便形成了。德育活动中的习惯性表达使表达中的事实部分与特定价值相联系,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神话。
  现代神话这个概念由罗兰·巴特提出,是指“一种传播的体系”[3],它的创造者在传播之初已经预设了动机,所以,当人们接收到这个经过加工的内容时,甚至可以忽略传播内容就自然联系到特定的价值。例如,在一幅名为“爱国”的画作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一群孩子簇拥着国旗。而我们往往会自动地表达为:人民热爱祖国。在这个过程中,图画本身的内容已经不重要,它已经近乎自然地导向了“爱国”这一价值,这就是神话形成的过程——使需要推导得出的价值成为事实而被接受。
  德育活动中,人们对于一些“流行”的盲目追逐,形成的正是对这些习惯性表达的自然接受;而对于传统的质疑甚至颠覆,则源于对习惯性表达的反思和解构。在学校德育中,这两种相反的情形同时存在,共同指向德育活动中意欲进行的价值传递,所以,我们需要对习惯性表达的边界进行界定。
  (一)习惯性表达的危险性
  当符号发展为神话时,形式远远重于内容,接受者“自动”地对意义进行阐发,原本结合于一体的形式与内容间的张力扩大,极端的表现就是二者的脱节。
  学校为了形成育人的氛围,往往将整个校园装扮成一个封闭的意义空间,其中充斥着各种“育人”的装饰:贴满墙壁的名人名言、教室前方的国旗、“以学生为本”的一轮又一轮的活动展示。教育现场的“育人”体系以形形色色的活动和标语构建出一副热闹的场景,但丰富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充实的内容,一定程度而言,这些“热闹”本身成为了教育者的目的,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使学校自然地成为一个具有德育意味的空间。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m.lw54.com/deyu/20171015/72724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