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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增长极比较对商业银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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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设立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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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雄安两翼齐飞:一个是城市副中心,一个是“雄韬伟略、长治久安”。副中心建设,一座新城正在拔地而起,2017年北京市主要机关将迁入办公,由此开启了北京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进程。雄安新区建设更是大手笔,不仅是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更是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极。中科院、中船重工、航天科技集团、国家开发投资总公司等大型央企和教育医疗机构迁入,人口将由现在的100万人扩展到200万~250万人。伴随户籍、医疗、公共服务与住房等制度改革,以及科技、创新、创业环境改善提升,高端技术扑面而来,科研成果大量转化,雄安新区必将成为产城融合的示范区。
  “一城两翼”不仅解决了大城市病,而且有利于消肿化解“摊大饼”,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治理雾霾,有利于带动华北乃至中国北方新的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纽约附近有新泽西,首尔旁边有新都世宗,特拉维夫向北90公里有科技创新城海法,东京50公里外有高新产业聚集地筑波,类似做法不胜枚举。不难预见,北京将在“双翼”驱动下,大鹏展翅九万里。商业银行既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服务“两翼”发展,又要客观冷静地看清形势变化,因地制宜辨析风险因素,加快转型创新步伐,全力以赴、冷静审慎地做好助力“两翼齐飞”这篇大文章。
  四大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对比
  雄安新区之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特区共有五个(表1),分别是1979年设立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和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通过对比分析这5家的发展情况,对于探索特区如何形成增长极有重要意义。
  四大经济特区均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四大经济特区均从成立之初的不足10亿规模成长为千亿甚至万亿的规模。同时,四大经济特区中深圳最为成功。厦门、珠海、汕头三个特区2015年GDP之和仅相当于深圳GDP的四成。浦东新区的成立虽然晚于四大特区,但发展成就后来居上。浦东新区成立于1992年,当年GDP和厦门、珠海、汕头相当,但2015年GDP超过厦门、珠海、汕头之和。
  四大经济特区在1980年到1985年实现第一波GDP的超高速增长(厦门和汕头由于自身原因1983年增速较低),四大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在1991年至1995年实现了第二波GDP的超高速增长。这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是吻合的。第一波GDP超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发展前期发展动能的集中释放;第二波GDP高速增长来自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w制确立。
  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和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周期的启动,对全国经济快速发展意义重大。综合分析以上发展成果,并结合5个经济特区和新区的特点,可以看出经济特区和新区要想成为增长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必须借力国家发展大势。四大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分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两个重要时点,且我国GDP增速达到峰值时做出的决策。
  具有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发展较好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都是天然的良港。相比之下,珠海没有深水大港;汕头属于“国角省尾”地段,交通不便,区位条件劣于珠江三角洲;厦门岛三面环山,与内陆交通不便,特殊的区域地理条件决定着厦门港口腹地空间的局限性,港口辐射区域内经济规模总量偏小。
  必须有高度发达的城市作为辐射源。深圳、浦东有香港、上海两大城市作为辐射源,而其他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深圳特区毗邻香港,香港作为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的国际大都市,对深圳的辐射作用显著。浦东新区站在中国第一城上海的肩膀上。与之相比,厦门、汕头虽与台湾一水之隔,但由于政治因素,获益较少;珠海处于珠江西岸,澳门经济总量较小,其支柱产业旅游博彩业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珠海也不能引入。
  必须具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深圳、浦东都有自身明确的战略定位。深圳初期依靠“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工业,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浦东以金融、贸易为发展定位,牢牢占据产业链顶端。反观其他城市,珠海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市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定位就有7种之多,定位变化太过频繁,摇摆不定的城市目标定位和产业定位,使得改革始终无法到位,在广东省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汕头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和城市定位摇摆不定,对形势发展和长远规划不利,成为汕头经济特区加快发展的障碍。
  必须拥有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深圳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创下多个“第一”,包括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外资银行、第一个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其他城市在发展中未能找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必须与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形成协同效应。深圳经济特区拉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协调发展,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其他经济特区未能与周边城市有效协同,持续增长潜力受阻。
  必须与另一个在建新区保持足够的距离。深圳特区与珠海特区地理位置过近,很可能是两者不能“双赢”的重要原因。一个特大城市辐射源往往只能有效带动一个新区。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都受到香港辐射,但两相比较,深圳的优势更为明显,承接到了大量的传统工业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珠海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
  雄安新区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资源比较分析
  分析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优劣势,对雄安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通过对比表2可以发现,雄安新区在规划面积、起步时人口、起步时GDP等方面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相差不大。
  雄安新区的主要优势:在区位特点上,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个大城市等距。在人才基础上,依托北京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明显。在发展的时机特点上,国家政治经济资源雄厚,可投入资源亦非常雄厚。雄安新区的主要劣势:在区位特点上,地处内陆,无对外贸易比较优势,京津冀城市群结构不合理;在时机特点上,面临中国经济新常态,国家整体经济增速不高。   通过以上分析,雄安新区要从成为比肩深圳、浦东的新增长极,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发挥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作用。北京就是雄安新区的辐射源,雄安新区要加强与城市副中心的工作对接、政策对接,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
  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动能。雄安新区没有对外贸易比较优势,想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基点,通过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吸引高端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培育持续发展动能。
  大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为成功的新区无一不是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雄安新区想要发展好,承接好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必须大力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京津实现“零阻抗”的交通联系。
  带动冀中南地区发展,与周边城市发挥好协同作用。新区的成功还需要与周边城市协同联动,形成相互促进的城市群和增长极,如深圳特区之于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之于长三角城市群。雄安新区必须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冀中南地区发展,提升该地区的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和增长极。
  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具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移民文化,吸引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汇集于此。浦东新区地处上海这一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内地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大。雄安新区想要充分利用北京的人才优势、培育自身持续发展新动能,必须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把人才引过来、留得住,使人才红利得以充分释放,实现城市发展与人才自身事业发展同频共振。
  商业银行服务特区增长极的几点建议
  从讲政治的高度全力支持新区建设
  抓住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雄安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低,建筑少,未来新区建设将是建造一座完整的城市。在雄安新区城市规划编制完成后,土地一级开发、拆迁、土地储备、路网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迅速推进,大量“国字号”的大型建筑、建材企业将进驻雄安新区。要盯住龙头企业,通过战略合作实现项目对接,在基建客户的融资方案、重大工程项目全程监管等方面提前谋划布局。
  抓住紧扣客户和业务源头的产品机会。针对雄安新区的公租房制度和新型户籍制度等改革措施,准备适配产品,抢抓客户、业务源头。例如,迁入雄安的人口大量来自北京且多为整单位、整建制的迁移,要利用代发工资这一成熟产品抓住众多人口所在单位的客户源头;同时,要应用具有同业相对优势的产品,与迁入大型单位的自身利益紧密捆绑,打开更多业务的源头。抓住政策逐步落地的机会。密切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和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特别是国家在产业布局、财税分享、投融资政策、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及时掌握政府配套措施,获取重点项目信息。加强与政府和迁入新区大型企业的沟通,加大高层营销力度,与地方政府及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高层对话机制,从更高层次推动银政企整体合作。
  抓住环保产业发展的机会。2017年以来,京津冀环保协同工作不断升级。环保一体化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点突出项目,对区域治理、协调发展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到目前为止,京津冀三地已经先后结成环保联盟和协调小组。未来生态协调发展的总体方案有望落地,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统一标准的设立将成为京津冀发展的重点项目,与之相关的环保产业也将迎来政策的支持,要提前布局,紧抓环保产业发展机遇。
  把防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
  要严防政策波动和建设长周期带来的风险。在“两翼”建设规划未出台、重点项目建设周期长的情况下,投资建设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要仔细甄别,不能盲目跟风投放。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衍生功能,要充分考虑其先天条件、建设成本和客观环境,做出理性预判,慎重并有选择的进行支持。
  要警惕雄安新区建设中可能出现的“虚火”。要充分认识雄安新区地处内陆、远离港口的区位劣势,水资源匮乏的自然条件劣?菀约按蠊婺H丝谇ㄒ瓶赡艽?来的不稳定因素,由风险部门设计模型,科学客观地预判相关政策落地和项目建设走势,提出规避相关风险的建议,从而科学地选择支持对象。在具体的行业和企业方面,要严密关注“炒地皮”的地产商,参与雄安建设的市值虚高上市公司,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家族式企业等,提前防控其“头脑过热”导致自身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及上述企业因国家阶段性政策调整而不能安全渡过困难期的风险。
  要平衡好风险、收益、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支持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归根到底还是要体现在自身收益提升上。要仔细认定客户的信用等级、行业、规模、成立时间、经济成分及是否为战略客户,综合分析各行业的资本占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后妥善选择行业。在营销客户时应充分考虑抵质押物对风险溢价的影响,积极争取风险缓释措施,在不影响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增加抵质押债项占比。
  加快整体规划,研究制定联动发展机制。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很多工作需要综合统筹、京津冀三地分支机构联动完成。为此,应编制出台促进京津冀联动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和机制,明确工作目标和计划,以便整体推进工作开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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