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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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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哲学上,历史叙事的方式,大致有五种比较典型的知识立场和言说方法,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方法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每一种文化都表达着不同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共同观念、态度和未来想象。在具体的文化形态里,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追求和特殊的精神世界。凡是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大都具有相对合理、成熟的文化态度。如何看待历史,采取何种知识立场和价值态度展开当下的历史叙事,对于社会的理性发展、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精神意义。

  一、作为人文知识的历史叙事

  黑格尔曾言,对于西方人,每每谈起希腊文化都有一种精神般的家园感。正是这种文化寻根和对历史传统的弘扬与虔敬心态,才焕发出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实际上,在任何成熟的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特定的历史态度与文化情感,表达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认同感。对待历史传统的立场和方式,表达着相对固化的心态、信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态度,并且,事关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文化自信与未来发展。

  在不同的知识立场、运用不同的知识资源研究传统文化,形成的具体结论不同甚至彼此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与对立。借鉴或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知识,以获致其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具有内在的知识论困难和逻辑限度。人文知识相对于自然科学知识有着本质的差别,二者建立了不同的客观性标准和验证方法。现代学科划分和知识分工制度源于西方,西方人始终持有一个知识偏好,就是力图用理性方法来处理所有的人文知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本身构成了研究对象的一个部分,受到研究对象内在结构的在场性影响.

  如果“与外界隔绝地把他所研究的对象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行为本质上是与形成人类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的.”适成对照,中国的知识传统,解决人文知识的方法虽然不是遵循严格的科学理性标准,但同样表达了另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向。人文知识的特性是它不能“科学地”言说,并非借助逻辑分析可以彻底地言明。在一定意义上,维特根斯坦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可言说者言说,不可言说者沉默(虽然维氏是在斥责传统形而上学为“胡说”,但也印证了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人文知识的特性,即需要采用不同的“言说”方式,并非毫无作为的“沉默不语”)。在解释人的生活世界时,不同的主体单独构成不同的精神世界。人文知识主要涉及价值选择和情感判断,人类的行为更多地是建立在情感之上而做出的①.运用理性和逻辑的办法予以解决,不是能够完全胜任的、有时甚至是无效的.概言之,客观生活世界的一元性和解释主体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人文科学研究的知识困境。历史叙事需要借助理性的方法,但更具有特定的言说方式,表达着人文意义上的信仰、认同和虔敬的价值情感。

  二、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的方法

  在文化哲学上,历史叙事的方式,大致有五种比较典型的知识立场和言说方法。各自具有特定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合理性,表达着不同的文化认同态度。

  (一)“批判式”的重估。这种理解历史文化的叙事立场,是以启蒙和变革为目标的文化激进主义.“重估一切价值”是不同批评者所持有的共同心态②.尤其是在传统发生剧烈变迁和不同文明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成为最重要的历史认知方式和价值立场。其中,形成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文化立场,即激进的历史批判和依附于另一种文明体系以求取化解自身文化危机之道.汤因比在分析文明衰落原因时认为,“人类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弱点,往往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某种自己完全无力控制的力量.在文明衰落的过程中,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敏感的思想尤其具有吸引力.”批判式的历史叙事,设定了现代与历史传统的对立,认为二者无法通约、缺乏认同的途径.以此知识立场为基础,建构了具有本体意义的批判主义框架.举凡“一旦我们无法穷尽世界历史事件之意义的假设被人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那么历史似乎应被贬斥为先验地无客观意义的和混乱的东西;并且为了合理性目的而干预历史的内在徒劳性被人看作是自明的.”

  由此出发,赋予批判式立场的价值合理性与正当性地位,形成了对待历史文化的总体性观念.“重估一切价值”的文化激进主义就合乎逻辑地,转化为“摧毁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从虚无主义的观念到行动,使“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都被粗鲁地撕掉了。所有由道德的想像库中所提供的种种附加的观念……都被作为一种荒唐可笑而又过时的款式而被戳穿了.”

  在“批判式”立场,充满着非理性的传统文化是被批判的对象,必须另寻它途重建文化。历史传统应予以彻底批判、抛弃或否定的。批评者作出的知识变革和精神启蒙的贡献与意义.然而,在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中,批评者需要一个合理的知识与情感立场和参照系统,来对历史进行评判或重构。如果缺少这个必要的思想前提,所谓的批判、“重估”或“摧毁”,无法保证其彻底性和有效性。新的知识立场则因缺乏必要的知识保障,其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只是看上去很美.或许,会导致出现一个没有凭靠和支撑的、无根的文化混沌状态。

  (二)“考古式”的还原。这种叙事方式以经验科学的实证方法为标志,力图对历史进行客观化的科学阐释。对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有赖于历史文本(包括文献典籍、考古发掘和遗迹探寻)的发现与阐释.通过文献考据与证明、注疏和训诂方法,建构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还原式的叙事以或然性的逻辑推测和解释为基础。“历史考古”通过对文本的还原性处理以求客观真实.对于探求和推论历史的真实与内在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化”了的历史,使得问题变得高度复杂起来。因为“文本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

  历史“文本化”所形成的结论,其客观性标准和验证方式(无论证实或证伪),决定了这种研究的合理性自洽程度。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文化想象与修辞方法,同样构成进行科学客观解释的难题。历史并非沉默不语的文本。任何一种还原方法都无法完整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全貌,得到的只是历史整体的“局部”.历史本身大于有限的文本,历史的真实包括客观事实与价值意义上的真.如果仅从有限的文本去推论远为丰富的生活、重建客观真实的历史,则具有明显的知识论限度“.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但是单单要凭臆测而建立起一部历史来,那看起来就比撰写一部传奇好不了多少了.它可以说不能叫作一部臆测的历史,而只能叫作一部单纯的虚构.”考古式还原主义方法是重要的历史叙事手段,但又不可完全囿于其中而无视知识论、方法论和逻辑推论的限度.

  (三)“人类学式”的旁观.以“旁观者”立场观察不同的文化形态,是一种“远距离”的叙事方法。它视文化为有待阐释的具有可公度性的符号系统.通过有限介入的方式以期获取“客观的”观察角度,来描述多元的文化形态.在这种叙事方式中,以“现代文明者”的立场,运用中心/边缘(东/西方、传统/现代),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分析模式解释其对象.把一种“地方性”作为绝对尺度,去解释和评判另一种“地方性”.由于叙事的立场和价值设定,导致了其描述性结论和解释,只是强化了对预设前提的自我证明.任何“一种历史观或者历史知识的生产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和生活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与地方情况相配的地方性叙事。”

  当然,文化价值体系的地方性,并不必然构成不同文化之间理解与对话的阻碍.问题是,如何建立非压制的合理对话制度?获致有效的理解和对话,首先需要对各自文化的清醒认知和对多元文化的价值认同(也是政治认同)。人类学式的旁观,同样会导致对不同文化的“殖民化”描述.无法保证其解释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更可能为武力征服和文化支配提供自我正当化的辩护③.当以这种立场去研究历史时,呈现出来的只是无法深入其中的文化表象.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教条的真理(或历史相对主义的教条的真理---它们是一回事)就是我们永远难以像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地去确切地体悟不同时代或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想象.”人类学式的叙事手法,忽略掉的远比得到的更重要、更具实质意义。因“旁观”而不能置身其中,便无法经验到其精神意蕴。

  (四)“镜像式”④的他者解释。这是移植来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即观察者和研究者所使用的知识资源和方法,并非从其所属文化系统内部通过学习建立起来的.相对其研究对象,这种解释立场完全是异质的、陌生的。其理论假定、概念框架和分析路径,都源自非本土的“他者”文化体系,是“文化殖民”的结果。

  任何一种知识都具有地方性,只是对特定的生活问题的经验化与理论化表达。不同的生活面对着不同的问题,必然形成了解决其特定问题的思考模式、解释方法与知识体系。生活世界本身构成了地方性知识的前提性边界和逻辑限度.不同的生活世界构成了不同的知识系统。如果超越知识本身的限度和阐释语境,就可能产生谬误的判断和解释。“如果某种特定的文化仅仅从另一种文化中吸收一些特殊的材料,而没有把握它的核心实质和本真形式的意愿或能力,那么二者之间富于成果的相互作用和渗透就不会真正实现,充其量不过是在表面上借取一些个别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不可能转化成为真正的生成能力或动力.”

  当然,形成“镜像式”的知识立场和研究方法,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文化体系优劣的比较,又存在接受者自身努力谋求的原因.由于用来解释和分析的概念系统和方法的“他者性”,所必然逻辑的产生的判断性结论,也必然逻辑地具有“他者性”.忽略文化间性和文化张力的求解方案,无视知识自身的限度和解释力,反而加剧了文化危机.“镜像式”的知识立场也难以形成对不同历史传统、文化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叙事与有效解释.

  (五)“同情式理解”的价值认同.马克斯·韦伯建构的“理想型”研究方法“同情式理解”并无伦理意义,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想象性“移情介入”,是价值无涉的知识立场。社会科学是理解性的人文知识,理解的对象是人类文化.历史/文化叙事应当理解不同的生活意义。韦伯认为,“任何对意义的诠释,都是追求一种‘确证.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理性的(逻辑的或数学的)和拟情式的再体验.”

  文化认同唯有通过拟情式介入的“理解可以察知并重塑别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发现别人主观世界的概念以及行动的原动力”,并且“在你中再次发现了我,置你如我,设身处地,这已不仅仅是理解,而且是分享或感知到了别的人们的生活。”

  在这种适切的意义上,才可能沟通不同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实现同情式理解的有效对话.同时“,同情多于在另一个现在中的单纯想象的转移,是进入人的另一种生活中的真正转移。”

  同情式理解的叙事方法,是一种介入的情感立场;同样也是理解和把握文化传统的合理态度,表达了一种历史合理主义的价值观.我们面对的历史,由众多的对生活沉思和精神意义构成.人类本身的心灵结构和理解能力具有同构性,所以,“我不需要重复就能理解,我不需要重新体验就能想象,我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但仍不失为我自己。是人就能转移到其他的立场上。”理解历史文化,实质上是对一种生活情感、生命觉解与意义追求的理解和认同.

  三、结语

  文化认同语境下的历史叙事,需要秉持对历史传统的尊重、敬畏与虔敬的心态,进行同情式理解的价值解读与重构。在新的时代重新阐发出历史的真意与精神价值,为现实生活世界提供一个深厚的意义支撑.在诸种历史叙事方法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态度是同情式理解的价值合理主义立场,建立文化认同的根基。如果视历史传统仅为物化存在,历史叙事就只是对过去的文化娱乐和消遣,根本无法形成民族文化认同。相反将导致文化的解构和无根化。唯有在价值合理性立场寻求历史的精神意义,才能重建文化认同感、虔敬感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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