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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机遇与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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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多年中经过了 “恢复发展”、“曲折发展”、 “平稳发展”三个阶段,在中国政府在不同阶段表现的渐进性社会发展理念及其政策的作用下,社会组织逐渐凸显出自己的社会价值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一步步增加着影响。但囿于外部环境局限性和自身建设方面的缺陷,其作用贡献仍然极其有限。执政党第十八大、十八届三次会议的召开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继往开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为社会组织“增速发展”阶段的到来,创造了绝好的机遇条件,预示着社会组织必须冲破各种困难障碍,承担起新阶段赋予的更多责任和更大使命。

  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机遇

  1. 经济与社会转型改善了发展环境。政府模式的历史回顾证明,政府管理方式必须要和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如果忽略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在管理模式上以不变应万变,最终会加剧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矛盾,妨碍社会进步。参照 “罗斯托模型”,①一个国家在经由 “准备起飞阶段”和 “起飞阶段”,进入 “成熟阶段”以后,社会公众的权益诉求会产生很大变化。这个阶段对应的收入水平,参考世行最新标准,应该在人均 GDP4000 美元以上。

  ②在跨入成熟阶段门槛之前,社会处于物质匮乏阶段,此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温饱的满足,物质产品的供不应求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当经济增长使社会告别物质匮乏阶段后,社会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人们的公共参与热情与参与机制条件的短缺就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执政管理者需要根据社会阶段和大众权利意识的变化,适时调整政府模式,以保持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状态。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进步转型的新阶段。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使国家经济增长成效显着,到2014年底,按照同期美元汇率计算,我国人均 GDP 约7500 美元。按世界银行最近标准,可以说中国已经踏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门槛。就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来看,过去 10 年持续暴涨,分别于 2008 年 8 月、2010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2014 年末突破 20 万亿元、30 万亿元、40 万亿元、和 50 万亿人民币规模。

  近年来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和规模以年均 100% 以上的速度发展,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财富规模扩大直接相关。伴随经济积累与社会转型,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悄悄变化,即由物质匮乏阶段人们对于以物质为主的产品需求与物质生产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与参与机制和通道堵塞不畅之间的矛盾。[1]

  这个变化的重要结果,就是带来执政者调整管理理念和实现政府模式转型,在 “改进社会管理”和 “改进社会服务”的同时,增加 “改进社会参与”的制度与政策创新权重。作为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角色,社会组织无论是量的增加还是质的提升,都将备受期待。

  2.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创造了发展时机。面对改革带来的深刻变化,政府也相机调整姿态,谋划善治新格局。执政党从 “十八大”以后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

  回应社会呼声和社会期盼,新一届中央在制度和理念上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和创新,继十八大提出 “加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二次全会确定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接着在十八届三次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定》,其中至少有 13 处涉及与 “社会组织”作用与发展相关的内容,尤其是 《决定》历史性地提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对社会组织发展意义深远。将 “治理”嵌入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全局,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进步。 “管理”变 “治理”,虽然仅是一字之差,却体现出打造中国改革升级版的全新战略追求。

  3. 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带来了发展需求。

  从 1988 年开始,政府就持续不断努力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继上届政府十年任内取消和调整 2497 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努力之后,2013 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继续将行政审批改革作为转变职能的突破口,预计到 2015 年底,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将超过 700 项,占 2013 年初底数 1526 项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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