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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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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借鉴西方供给学派思想的有益经验而合乎历史的生成过程。从理论上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一条主线、沿着两个方向、形成三大动力、找准四大举措、破解五大难题。就实践上看,必须以创造个性需求提升供给质量,激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优化要素配置培育供给体系,强化市场机制的带动力;以促进转型升级提高供给效率,培育企业发展的竞争力;以减轻税费负担降低供给成本,释放市场机制的驱动力;以共享社会产品完善供给机制,增强政府治理的调控力。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供给学派;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6-0030-07
  为有效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提质增效,中央明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新思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也是提高党领导经济发展能力的新方法,更是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新举措。改革的成功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出台以来,学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进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脉络缺乏系统的梳理,对改革内容缺乏清晰的认识,对改革举措还缺乏有力的抓手。要更好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必须将改革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要求有机结合起来,精准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化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将改革理念融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积极化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化逻辑
  演化逻辑,就是借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经济发展规律,增进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的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化逻辑是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借鉴西方供给学派思想的有益经验而合乎历史的生成过程。
  (一)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在我国早已有之。改革开放过程中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本质上都是从供给端对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转变抑制轻工业、个体私有民营经济、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有效化解了所有制结构比例严重失衡、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地区差距严重失衡、城乡关系严重扭曲的问题,促使国民经济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化解产能过剩,中央以调整市场与政府关系为核心,以供给侧为出发点启动全面市场化改革,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进行教育产业化改革、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这些从供给侧方面推进的历史实践,为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
  就改革目的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才能科学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劳动力、政府、市场、资本、创新均有深刻的洞见、独到的体悟和科学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就内在地蕴含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过程之中,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敏锐洞察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科学布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灵活应用,更是对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能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创新思想、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理论,归根结底都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三) 西方供给学派思想的借鉴应用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供给学派”的声誉源于其理论主张被里根政府采用。从经济政策发展逻辑的视阈观察,人们很早就尝试从生产供给端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求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从主张“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均注意到需求侧管理的内在弊端,主张通过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消除因为过度刺激消费带来的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认为,一项商品生产出来并与他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1]。“萨伊定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对商品生产和消费环节之间存在的疑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却忽略了现实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20 世纪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萨伊定律”受到严重质疑,导致“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通过直接投资来刺激消费,以此拉动经济增长,从而消除产品在买和卖的时空上发生严重分立的现象,应用需求侧管理刺激消费来化解消费不足。可是,20 世纪70 年代西方经济社会发生严重的“滞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颠覆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因为“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解决经济危机的对策仅限于流通领域,没有从生产领域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变革,即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中长期经济发展问题。为此,美国的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理论,阐明了“减税就是增税”的命题,试图以此化解“滞涨”问题。里根总统采纳了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大力削减美国政府规模,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着力减免税收,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激活市场运行机制实现自由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时严重的“滞涨”。但该政策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膨胀,使美国沦为全球最大债务国,间接表明“供给革命”基本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缺乏法治保障,使得改革失去内在动力。为激活改革新动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注入鲜活的改革实践,弘扬鲜亮的中国特色,在借鉴西方供给学派有益治理经验的同时避免成为西方供给学派思想的“翻版”,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当前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未形成统一定义。结合文献分析和改革实践,我们可以尝试着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以创新驱动为内在动力,用改革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机制,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机制,改革供给体制,增强供给动力,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积极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稳健性管理相融合,形成供求双轮驱动、共同发力、动态平衡的格局,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问题,积极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更好地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聚焦改革核心,把握一条改革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的目的,在于淘汰落后产能、发展中高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新陈代谢。在此过程中,肯定会发生经济问题或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依法依规运用合理的治理方式加以适当干预,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扭曲了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又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破坏社会公正、透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并由此而激化社会矛盾。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效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由此可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主线。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展开的,体现为坚持改革取向、市场取向、发展取向、创新取向、共享取向,让一切改革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前提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放开市场准入,优化市场运行机制,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让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同时,要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依法依规界定政府权力边界,通过依法行政保障市场主体法定权利,落实中央鼓励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二)明确改革目标,沿着两个改革方向
  改革目标就是改革的预期成效,引领改革战略、改革举措和改革方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活市场活力,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实现降低交易成本、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就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决策机制、风险机制和法治机制,大力推进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降低税收负担。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利用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应当适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包括P2P信贷、产业链金融在内的各种金融创新的合理发展,以此实现商业贸易机会的最大化,努力让创业者获得资金、让创新者获得资助,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大力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结构性调整,促进供求平衡,实现重创新、去产能、调税制、改金融、稳社会的发展目标。
  (三)培育改革动能,形成三大改革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内在逻辑机理,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蕴含着改革的内在动力。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构成要素可知, “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的重点方向,“结构性”则是对改革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是核心命题,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严密的逻辑结构、功能定位和改革机制。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地包含了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的改革因子,较为科学地对应形成转型、创新、改革三大内在发展动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转型是改革目标,创新是改革手段,改革是推进保障,三者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科学、系统、有效的改革机制,促进产业供给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创新供给结构引导需求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可以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推动生产要素由落后产能向新产能、新业态、新产品等产业转移,积极提高供给产品质量,培育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形成新动力,发展新经济,有力催生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管理模式等新财富形态,形成新商业价值,创造新市场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
  (四)优化改革方法,找准四大改革举措
  改革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改革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供给角度推进结构性改革。由此可知,改革指向主要是生产者,改革方式是通过体制改革减免税收,鼓励创新驱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提高生产供给方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集约型产业,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区别于注重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从生产端着手,侧重于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方面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结合需求侧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科学发展。为此,各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必须将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灵活应用经济政策,创造性地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减、乘、除”。“加”是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增加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产品品牌需求;“减”就是通过简政放权,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品过剩,达到去库存的目的,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乘”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生产要素的功能发挥,实现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除”是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加大权力制约力度,最大限度地消除权力寻租行为,积极化解经济发展风险,为企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五)创新改革理念,破解五大改革难题
  供需错配问题源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必须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实现供需匹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市场运行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在破旧立新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优化配置资源要素、提高经济效益。这就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创新改革理念,着眼于发展实体经济,以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增加人口供给来优化人口结构、释放消费需求、激活企业发展新动力。通过加强权力制约,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着力破解目前存在着的土地资源、人口构成、金融资本、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五大改革难题,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让价格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激发创新驱动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可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主要体现为个人需求、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制度管理和社会共享五个层面。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这“五对”关系强调要把握好改革的起点、重点、难点、焦点和着力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过程中,必须切实将上述讲话精神内在地融贯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统筹协调、重点突破的原则,完善市场运行的新机制,从生产环节入手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着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以创造个性需求提升供给质量,激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格最终决定于蕴含的劳动价值,但在很大程度上受供求关系的影响。需求与供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的互动关系引导着生产要素配置,既是经济发展创新的源泉,也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动力。由此可知,生产供给侧与需求消费侧是产品矛盾统一体的内在对立统一组成部分,决定着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制约着企业发展程度。要稳妥有序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改革预期成效,就必须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锐意推进、久久为功、攻坚克难,才能取得更好的改革效果。近两年国内消费“外溢”的现象有力说明,我国供需错配现象较为严重,“供需错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生背景,供需匹配则是化解供需错配问题的有效方法”[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精准把握互联网的时代特征。要创新发展理念,紧密跟踪市场发展趋势,不断回应消费者需求信号,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吸引消费者参与产品的决定权,努力扩大产品生产的顾客消费基础,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导向”将新产品即时“导向市场”;大力发展数字制造产业,将产品生产由“大众”生产转向“小众”生产;用个性化生产代替批量化生产,更好地满足社会上多样化、多元化、多层化的消费需求,在扩展市场份额过程中形成品牌产品。在此基础上,积极促进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新兴电子产品、创意服务品牌、实体经济产业,将市场兴奋点投射到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上,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新经济,挖掘经济发展新动能,激活经济发展新动力,提供经济发展新方案,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考虑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最大限度地赢取外贸竞争的比较优势,我国各地应借助于互联网载体,将本地产业发展与新型贸易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优质的中国产品。要根据电子互联网发展规律,以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经济要素,积极促进现代科技与经营模式的协同创新,统筹研发与应用、产业与生产、资源与市场、供给与需求、效益与成本的内在关系,生产出高精尖的品牌产品,提升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中国创造、中国品牌的规模经济效应。要着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营销网络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促进国际贸易深度合作,带动实体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最大限度地展示中国经济模式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以优化要素配置培育供给体系,强化市场机制的带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有赖于建立健全体制完备、运行灵敏、信息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就其构成要素而言,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而生产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要素带来的科技进步,则属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产品平等交换、人力资源有效供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第一,要积极建设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为更好地向企业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更方便地服务于企业发展新产品、新业态、新经济的需要,各级政府应着力加强人力资源队伍信息网络建设。要通过推进以服务就业、人力培训、统筹管理、社会保险和政策扶持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建设,形成动态的人力资源总体数据,及时反映企业用工信息、个人就业需求和就业总体状况,更加灵活地为实体企业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更有效地维护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
  第二,要不断完善科学的土地交易市场机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土地供给日益趋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的选项。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各地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划定的“土地红线”,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在严格控制土地供给增量、有效挖掘土地存量供给的过程中促进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使用。要增加土地供应主体,不断完善用地指标挂钩制度,按照“供一宗、录一宗、备一宗、示一宗”的要求,将土地有效供给率与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挂钩,形成土地动态监控机制,更好地发挥土地资源使用效益[4]。为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可以考虑建立健全农地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允许农民自主出让土地使用权,切实做到农村土地和城镇土地“同地、同价、同权”,提高土地供给能力,实现用地合理需求与土地科学供给相配备的用地效果。  第三,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可以有效地引导资本到最需要的产业领域,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金融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举措。金融改革必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以此满足社会上多方面的资金需求,刺激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充分发挥好金融杠杆的作用,引导资本合理配置,激活资本市场,促进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要根据信息时代特征,以互联网为载体优化资本市场服务机制,以“投贷联动”、“投保联动”等方式方法促进企业与银行、证券、保险、私募、资管、担保、保理等金融业态合作,形成“投智+融资”的平台,做大做强金融资本供给能力,解决众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三)以促进转型升级提高供给效率,培育企业发展的竞争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全球产业分工规律,正确处理好新型工业、绿色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在改革过程中切实做到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
  第一,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方面,要在加强宏观调控前提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创新驱动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工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集约节约工业型体系,科学处理淘汰落后产能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第二,在发展绿色农业方面,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赋予其相匹配的企业创新发展自主权,推动形成生态特色型农业体系,引导发展生态旅游服务体系,使农业部门能够提供更好的产品供给,满足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需求,实现国民生产部门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第三,在提高服务业服务能力方面,服务业要为消费者提供企业的最好产品和服务。为消除质高价优服务业覆盖面较窄、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文化休闲旅游消费缺乏文化底蕴等不良现象,必须大力推进服务业供给侧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精准意识,紧紧围绕消费者的心理偏好、个性偏好、群体偏好,准确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大力提供个性化、异质化、特色化的产品,引领消费潮流,降低价格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激发消费者购买动机,引致消费者的内在需求、外在需求、关联需求,进而提升消费品位,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扩大社会消费的比率和规模。
  第四,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这就必须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打造“工匠精神”,鼓励企业开展个性产品生产,形成新供给、新动能和新动力,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特色的驰名企业。
  (四)以减轻税费负担降低供给成本,释放市场机制的驱动力
  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不断提升政府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
  第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产品供给,因而需要减轻企业的生产成本。要更好地为企业“减负”,就必须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各地应合理利用好财政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扶持新经济产业发展。同时,严格执行预算制度,压缩财政专项资金的规模和种类,贯彻落实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第二,要完善现代市场机制。应着眼于机制创新,努力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的“三自一清”市场,让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配置中实现最佳配置。要积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对内商外商、国企民企一视同仁,通过价格杠杆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促进国企民企平等竞争,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受益。
  第三,要健全依法行政体制。必须坚持法治化思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做到尊重民意,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出台权力清单,严格依法执政。要严禁一切权力寻租行为,切实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从而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社会创造驱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提升社会满意度。
  (五)以共享社会产品完善供给机制,增强政府治理的调控力
  “我国社会矛盾是由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其中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主要矛盾有重大影响。”[5]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统筹“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公民勤劳之手”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合力,破解现实问题,更好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必须坚持“共享发展”的原则,注重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品。可以考虑通过社会自筹自支的形式,积极发展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地铁网络,大力发展学校设施,建设风景优美的公园等,满足公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要充分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政策的灵活性,积极实施就业创业脱贫工程,根据实际需求,通过将人员就近安排入驻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方式,帮助贫困人员脱贫致富。根据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原则,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强中西部偏远地区医疗场所的建设,为人民群众编织好一张社会安全网。
  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满足人民物质保障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需求。这就要求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改革力量,探索新问题、提出好方案、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1]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
  [2]习近平.一手抓结构改革一手抓补民生短板[N].解放日报,20160309.
  [3]廖清成,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误区与改革重点[J].求实,2016,(4).
  [4]冯志峰.提高城市园区土地资源利用率的三个维度[J].长江论坛,2012,(1).
  [5]何敬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理论界的三次思想互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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