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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亟待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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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对农业科技有太多的期盼,而明确农业科技的公益性地位是第一盼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队伍,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黄兴明


  谁的农业科技?


  在农业科研领域,其属性问题亦和温饱有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农科院专家对记者透露,拥有八千科技人员的农业科技国家队――中国农科院2011年的人均工资只有5万元左右,最低的所甚至不到3万元。国家财政每年给该院的人头费,全部补贴给离退休人员尚显不足,“在职人员除了设法养活自己外,还要用拼命争取来的竞争性项目和横向课题经费补贴退休人员的收入不足,典型的不给马儿草还要马儿跑”。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城市里,同样是为国家作贡献,农业领域科研人员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当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何谈创新?”该专家感叹,“‘国民待遇’的阳光雨露何时能普照农业科技界?”


  记者了解到,中国农科院作为我国农业科技领域的国家队,在上轮科技体制改革时其下属31个研究所中,保留公益类性质的研究所只有16个,被强行定为拟转制企业的就有12个研究所,后者被完全推入了市场,举步维艰。国家队的状况尚且如此,省队和地方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之日前表示,科学家对农业科技有三盼,明确农业科技的公益性地位是第一盼。


  参加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回来,河北农林科学院院长王慧军松了口气。记者问他,收获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王慧军表示,在农业科技的定性上,会议明确强调,农业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在农业科技上,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财政承担主要责任的基本政策取向。农业科技的公益性属性终于达成共识。


  早在1994年,王慧军就撰文表示,有一种倾向,急于把农业推向市场,把为农服务的行业和部门(包括科技推广部门)首先推向市场。从表面看是推进市场经济的进程,实质上会欲速则不达。


  此后,只要一有机会,王慧军就会呼吁农业科研的公益性问题。


  “由于产业和行业的特点不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步骤也应有所区别。农业的问题是民生问题,农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高利润行业。特别是对中国,这么大的人口群体,大宗农产品的供应必须要保持稳定性,不能只靠市场来调节。”王慧军指出。


  谈及农业科技的定位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吴普特亦对记者表示:“农业是经济效益比较低的行业,外加我国农业企业还不是很健全。注定农业只能是公益性事业,应该由公共财政支出。”


  “业界都知道,呼吁了这么多年的农业创新体系,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上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伤害很大,留下了后遗症――一大批研究所转企,划归非公益类。造成这些农业院所疲于为生计奔波,无暇全力创新。”有关农业专家对记者表示。


  农业部官员则从更大层面上指出,体制和投入两方面,应成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破冰石。体制层面,要促进农业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破除科研只为评职称、出版著作的怪相。而从投入层面上,科技创新投入长效机制的能否确立,将是成败的关键。


  农业科技谁来管?


  坊间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某科研院所的会计拿着支票,满楼道里喊,“谁的2000万元到账了”。根据经费的来源去查,才知道是该院所某位专家参加了政府部门组织的国家科研项目。但此前,项目的具体决策过程,最终实施的依托院所负责人却全然不知情。然而,按照现行管理办法,院所的法人却必须对这些项目执行的结果负全责。


  经费分配中“处长决定流向”的现象,是中国科研的共同问题。这一点,对农业科技领域的伤害或许更为明显。


  中国农科院前院长翟虎渠曾在公开场合批评现有的经费划拨制度。他指出,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需要多少钱,科研院所负责人应该比政府的处长更懂,但现行体制和机制没有赋予院所负责人决定科研经费流向的权力。


  此外,投入结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研效率。


  “一方面投入结构不合理,造成农业科研‘有钱打仗,没钱养兵’。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科研经费80%多是竞争性的国家项目投入,且项目周期较短,造成了科研领域‘千军万马跑项目、抢项目’的怪圈。”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戴小枫表示。


  他指出,按照国际农业组织公认的做法,稳定投入与竞争性经费之间的比例为7:3比较合适。


  戴小枫建议,从长远看,最根本的是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国家层面有组织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现代院所制度,改变国家科技投入的结构、投入方法和运行机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的20多个国家级的农业科技计划,分属近十个部门,这些计划之间缺乏长远规划与有效衔接。反观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是由三级体系构成,由农业部统一领导,下辖国家院所(中心)、区域中心和试验站。向来以行政人员精干著称的美国政府,却有着规模庞大的农业部。在美国,农业部是联邦政府最大的机构之一,仅次于五角大楼的美国国防部,号称吃“皇粮”的有16万大军。


  脱离实际,回避问题,思想僵化,“‘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农业科技的根本性问题。”戴小枫表示。


  “农业科技需要的是类似于‘两弹一星’那样的大科学工程。”对于眼下,戴小枫建议,国家应成立专门的农业科技体系创新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统筹指挥农业科技体系创新的工作,建立国家、省、地区垂直领导的农业科技组织和管理体系,以国家战略“顶天立地统一行动”,彻底解决有体系无组织、分散、重复和低效等问题,释放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只有这样,中国的农业科技才会真正迎来春天。”戴小枫无不感叹和热盼。


  编后语:


  农业转型靠谁来“科技创新”?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如果说,此前的“一号文件”是立足于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基础增持,关注农业“外围式”发展环境的优化,那么,今年的“一号文件”则更关注农业造血能力的强化、关注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如何在新形势下负重突围。


  在创新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问题不是怎么创新、而是谁来创新。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2012年社会白皮书,首次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其实无须这些数据,经验逻辑早就将耕种在中国农村的“新时期农民”形象烙印在公众的记忆里:青壮年普通农业工作者已经出现断层迹象,“末代农民”、“代际断层”等事实判断早就屡见不鲜。当此背景下,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二代”如何去担负起农业科技创新的责任?


  农业科技创新的路径有很多,但一切的讨论,须在明确“谁来创新”之后。也许,培育“新生代农民”,更是个亟待破解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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