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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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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论文第三篇: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摘要:20世纪50年代, 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 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着重指出两点:第一, 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 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 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第二, 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 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 其实也是支持胡适的, 不仅如此, 就是当时以周恩来、毛泽东、曾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 在这一问题上, 也是支持胡适的。因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 并未损害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 问题; 主义; 胡适; 形象;   Image of Hu Shi in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   Lin Jiangang   Abstract:Hu Shi was the target of criticism for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 and doctrine”in the 1950s.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important facts by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scene at that time: first, the argument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resulted from normal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friends, which did no harm to their friendship; second, the ideological leader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ike Chen Duxiu, Qian Xuantong and Lu Xun actually supported Hu Shi in the disputes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 at that time, and furthermore, young students like Zhou Eenlai, Mao Zedong and Zeng Qi also supported Hu Shi on this issue. Therefore, the debate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did not damage Hu Shi's positive image as the ideological leade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这次论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形象。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场论争被认作“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1   不仅如此,胡适认为这也是他被中共批判的导火索。在口述自传中,他说:   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2   实际上,现在学界大都已经认定,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属于朋友之间“茶杯里的风暴”。这场论争之后,两人往来不断,依旧是好朋友。当胡适起草《争自由的宣言》征求知识界签名的时候,李大钊也是一个签名支持者。不过,如果考察一下“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知识分子对“主义”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胡适,至少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支持率。   一“五四”思想领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   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刊发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文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此后,李大钊也发表了争论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在“问题与主义”上出现了分歧。   其实,早在1919年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同仁就“主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1月27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   《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端了。3   日记中,关于“社会主义”,钱玄同提到了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却没有说出到底是谁与谁的分歧。很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是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其实并非如此。这应该是李大钊与编辑部其他成员之间的分歧。因为此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其他的《新青年》同仁,对“社会主义”这一议题是有疑虑的。   胡适的态度不用多说,他之后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针对的,主要就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点,晚年胡适并不讳言,在提到这篇文章时,他曾说:   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4   胡适之外,当时的陈独秀也反对“社会主义”。晚年胡适曾回忆说: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以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5   与胡适这一回忆相印证,1919年,针对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予以反驳。其中就写道: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指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6   “仲甫”即陈独秀的字。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候,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胡适一边的。陈独秀的这种态度,到了1920年也还没有改变。1920年9月1日,他在《随感录·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中写道:“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7   由此可见,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时,陈独秀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之外,当时的鲁迅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抱着疑虑的态度。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针对“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的问题,鲁迅答道: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8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抱着疑虑的态度。与鲁迅相比,钱玄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略显暧昧。   1920年9月25日,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钱玄同说:“无论谈什么‘主义’和‘问题’,都有流弊。如何是好!”9   也就是说,钱玄同认为这两者都有弊端。1920年12月17日,在给周作人的信中,钱玄同写道:“我近来觉得我摩诃至那底小民,实在不配讲什么安那其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说彼等不好,实在佢们底程度太不够。”10   通观此信,可以看出,钱玄同并不是要否定安那其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从国民性角度出发,认为国民性太劣,不配谈这些主义。1921年1月11日,在致鲁迅、周作人的信中,对于胡适反对谈布尔什维克主义,钱玄同表示不以为然,他说:   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按:即Bolshevic的音译,布尔什维克。),这层我不敢以为然。……马克思啊,“宝雪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地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略有些“人”气了,再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11   1921年6月12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再次表示:   我近来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颇不适用于中国。何也?因为社会压迫个人太甚之故。中国人无论贤不肖,以众暴寡的思想,是很发达的。易卜生国民之敌中之老医生,放在中国,即贤者亦必杀之矣。12   钱玄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上态度的暧昧,显示了他思想的矛盾与摇摆。从“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角度出发,钱玄同可算是一个中立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上,在“五四”思想领袖中,支持胡适的占据了大多数。李大钊所支持的“主义”,明显处于少数。与这一情形相类似,当时,“五四”学生们也大多支持胡适的主张。   二“五四”学生们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态度   除了先生们大多支持胡适之外,“五四”的学生一辈也有很多人站在胡适这一边,至少在思想倾向上是同情胡适的。当时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的《发行旨趣》中写道:“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13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青年学生周恩来是有一定影响的。   与周恩来类似,当时青年学生曾琦也对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示了支持。1919年7月26日,曾琦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每周评论》卅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议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左不多。14   1920年6月26日,金毓黻在日记中也曾评论道:“胡适之谓多研究问题,少提倡主义,所言实有至理,余拟恪遵而力行之。”15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青年毛泽东站在了胡适这一边。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7月,到了1919年9月,毛泽东就发表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呼吁组织问题研究会,共同研究当时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如果将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与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仔细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其思想灵感恰恰源于胡适。胡适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写道: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16   这段话中胡适所提到的问题,都被毛泽东收录在了《问题研究会》所列举的71个问题当中。17   不仅如此,同样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写道:“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18与这句话相类似,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中也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依据。”1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这篇《问题研究会》的文章,还特地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刊登了这篇文章。刊登时,在这篇文章的前面,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邓康(即邓中夏)还介绍道: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狠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20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呼吁,引起了当时青年的广泛关注,众多青年对“问题研究”非常有兴趣。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胡适的影响。   毛泽东在当时为何积极响应胡适的号召呢?在后来接受斯诺采访时,他曾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楷模。21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对胡适是非常推崇的。更饶有趣味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胡适还曾写文章夸奖过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主持《湘江评论》,他曾将这期杂志邮寄给胡适。1919年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22   胡适在这里表扬的《民众的大联合》,恰恰就是毛泽东的文章。述评中的文字也有不少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因为毛泽东所在的《湘江评论》编辑部还代售《每周评论》,23毛泽东可以很快看到这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   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当时的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恰在此时,胡适正提倡“多研究问题”,投桃报李,毛泽东积极响应,倡导并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当时也并非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支持胡适。王光祈在《总解决与零碎解决》中就批评胡适的零碎解决方案,认为胡适这种渐进改良方案源于对当时政局的无奈与示弱。24   罗家伦则将“主义”与“问题”同等看待,他认为“没有主义,对于问题便没有基本的主见,但是谈主义,而不能应用他到社会问题上去,则这种主义终归于贩卖的,舶来的,定浮而无所依附的,对于社会有什么益处呢?”25   由此可见,当时,青年人对胡适的主张虽也有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青年人还是非常赞同胡适的主张的。他的这一呼吁,并没有损害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在这场论争中,就当时而言,胡适依旧保持了非常正面的形象。   其实,“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形象的受损,源于后来新启蒙运动中的艾思奇与何干之等人。为了争夺对“五四”的话语权与解释权,1942年5月4日,艾思奇在《延安日报》发表了《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刻意扩大了李大钊与胡适的分歧,拔高李大钊在“五四”时的地位,贬低胡适的贡献,开始有意识地将这场论争定性为新文化运动中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   1949年5月4日,何干之在《人民日报》发表《“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的文章,进一步将李大钊与胡适对立并割裂开来,并将两人的论争定性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见解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慢慢演变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主流见解。   注释   1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190页。   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第194页。   3 (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 (整理本) 》 (上)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344页。   4 (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第190~191页。   5 (3)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第195页。   6 (4) 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第982页   7 (5) 陈独秀:《随感录·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 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261页。   8 (1) 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9页。   9 (2)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 第323页。   10 (3) 沈永宝:《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东方出版社, 1998年, 第213页。   11 (4)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第330页。   12 (5)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第332页。   13 (1) 《南开日刊》35号, 1919年7月12日。   1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 , 中华书局1979年, 第66页。   15 (3)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 辽沈书社, 1993年, 第60页。   16 (4) 胡适:《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胡适全集》第一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327页。   17 (5)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 湖南出版社, 1990年, 第396~403页。   18 (6) 胡适:《多谈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 《胡适全集》第一卷, 第328页。   19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 第401页。   20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 第402-403页。   21 (2)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 第110页。   22 (3)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 《每周评论》第36号, 1919年8月24日。   23 (4) 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6-1920.11) 》第336页注释2:当时《湘江评论》启事中曾有“本报代售北京《每周评论》”的报告。   24 (5) 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结局》, 《晨报副刊》1919年9月30日。   25 (6) 罗家伦:《胡适:〈我的歧路〉》, 《努力周报》第7号, 1922年6月18日。 点击查看>>关于胡适的论文(优秀范文8篇)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