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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主题学的转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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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学主题学论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四篇

  摘要:近年来, 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界鼎力推介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大致内涵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各大人文社会学科分支, 首先是传统文学理论和狭义比较诗学, 然后是文学和文化研究, 再后是文化哲学和国际文化政治等广义比较诗学。享有这种广泛综合性的批评理论, 显然构成了与比较文学二而合一的知识新局。与其用危机论、取消论来喻指比较文学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困境、困惑, 不如将批评理论当成比较文学的自然生成, 二者在从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推演到帝国主义文化全球化格局再到后现代世界体系重建的现代世界历史路径中, 既相与同谋又相与创生, 有望成为20世纪全球化学术的基地和归宿。

  关键词: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主题学,批评理论,全球化学术

比较文学主题学论文

  中国比较文学在新时期的复兴与发展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 积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对其进行制度和学理的反思, 不仅是学术观念的必要展开, 也是制度合理化的必然过程。鉴于现代学术制度不仅是学理的结果, 而且还是教育行政推动使然, 有必要先行建立学制服从学理的理念。中国比较文学由于其晚近建制的学术史, 使西方比较文学百余年的学术积累蜂拥而至, 导致中国比较文学未经一个自然发展的学术过程, 就形成了对其学理和建制的双方面认同困惑。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比较文学热和美学热一样, 不过展示了国人闭关锁国三十年造成的知识求知理想, 而90年代的比较文学则反映了学科内部的本土学术问题积累和自我学理认知的知识学过程。应该说近二十年的中国比较文学的自我学理认知, 远比西方比较文学有着更多的学术积累, 也有可能为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 建立来自中国的经验和模式。

  一、批评理论的发生

  20世纪后半叶, 伴随着西方和世界民族国家先后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快车道, 传统阶级政治让位给以社会整体生活平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 传统意识形态政治让位给以多元文明普适性共存为导向的国际文化政治[1]。在这一整体社会背景中, 西方文学理论将批评视角迅速转到文化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化政治继而转到国际文化政治中, 同时促成了传统文学理论和本科比较诗学向文化批评、跨学科比较诗学的转型, 综合性批评理论得以生成。

  批评理论奠基于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 文化和文学等各种文化形式都具有物质和社会属性以及社会意义, 颠覆了精英文学观和文学中心主义, 使通俗文化进入文学批评;而广泛的文化形式作为具有广泛指意性的文本符号, 也以广义符号学的形式进入文化批评视野。[2]解构主义哲学思潮推动了文化批评的多元化。随着解构主义将形而上学同一性消解为多元差异性, 身处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学理论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变, 将批评视角移入边缘、少数、性别、身份、族群等广泛的跨学科跨文化领域中。而偏向对文学、文化、哲学、美学、历史、政治、社会学、人类学、影视、建筑等多学科理论洞见的互文互用, 却并不在意某个洞见成为核心, 成为各个人文社会科学批评的约定共识, 综合性批评理论遂最终命名。

  批评理论在价值论上体现为对资本主义进步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救赎的文化哲学重构, 拒绝各自以本质主义的真实面目出现的普遍性或差异性, 坚持建构主义的多元有限普适性, 实现了学科理念的非本质主义哲学转型。批评理论的转型所标识的学科反思和重置, 隐含了对韦伯为现代学术建立科学与价值分立原则的扬弃, 现代学术因价值无涉而摆脱了实体政治相关并保证了对社会进步的持续推动, 批评理论又将该分立原则返回了批评与文化政治相关, 而对后政治施加了强力意见影响和意见介入, 实现了学术合法性理念的文化政治转向。

  西方批评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转向, 深化了文化批评的内涵, 扩大了文化批评的范围, 提升了文化批评的质量, 使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因文化就是政治的民主意见诉求而浴火重生, 形成不再局限于文学意见本身的文化政治洞见, 促成面对社会现实的理论力量。新时期中国文论一直深受西方文论影响, 几乎翻版了西方文论的任何一种批评模式, 不可能注意不到西方文论的这一重大转向, 然而却一直未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明显的整体上的中国批评理论。当然, 这跟中国民族国家文化一直从属于实体政治、从未正式获得价值分立的政治地位相关。中国民族国家政治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精英政治角色, 在新的历史时期, 大众民主政治的培育明显后滞于新威权主义的精英政治变革。大众文化批评因此只属于较低层次的通俗文化批评, 从未上升为文化政治学。在现阶段, 把大众文化批评提升为文化批评进而提炼为文化政治学, 对于当代实体政治改革暨民主制度建设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批评, 具有双向互动的社会进步意义。精英政治给予大众文化以价值中立机缘, 大众文化给予精英政治以民主推进。文化不再是精英政治的工具, 文化以及文学、审美、文学翻译等本身就是政治, 文化政治遂成为民主政治诉求的大众文化渠道和舞台。

  由文化批评的文化政治学催生的批评理论给比较研究带来了学科理念的整体变革, 比较文学学科在其带动下, 亦发生了具体学科要素的若干转向。

  二、比较文学理念的转向

  (一) 从文学性到符号性

  比较文学的发展史表明, 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以文学性为中心, 使比较文学仅仅成为文学史的附庸, 使其他民族的美学沦为西方美学的例证。比较文学的第二阶段克服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以跨文化、跨文明为中心, 以中国和印度等少数边缘族裔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实践为范例, 将民族文学、美学的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则摆脱了文学性和民族性的专注, 以广义符号和跨学科为中心, 将具有文学性内涵的广义文化符号置于多学科的考量范围, 使单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转化为广义符号的文学性, 使比较文学拥有了新的指称:批评理论。

  近三十年, 欧美批评理论进入所谓后现代批评时期, 形成了北美批评理论的国际政治批评转向, 一直以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为主潮, 其中包含多种批评主体和理论视角, 给以全球化为标榜的帝国主义文化形式以作为多元普遍性出现的差异化批评制衡。2000年后,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泰斗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北美新生代批评家迈克尔·哈特已将其所擅长的文学批评的文化哲学视角, 完全、彻底、坚决地转折到围绕政治运行的主体性、权力等传统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要素中[3]。哈特在远离文学活动的外围, 通过《帝国Empire》[4]和《诸众Multitude》[5]两部着作的命名, 建立了文学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他认为现代政治学概念, 如主权、民族国家、人民等, 已经失去了分析的力量。必须创造诸众、帝国等新的观念以与后现代文化变化串联, 力图用概念的变化贯穿对当代生产、市场和主权形式的反思和比较。由此来看, 文学批评已经渗入到一般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领域, 给近十年来沉浸在边缘、少数、差异等细微末节之下而潮涌不再的以后殖民批评为表征的后现代批评增加了新的维度和推手。这种比较研究, 远超过以通俗文化为对象的传统文化批评的跨学科领域, 从通俗文化批评, 穿越精英文学地盘, 达至惯常由职业外交家和政治家专断的国家和国际事务领域, 充分展示了西方知识分子左派的后政治理念, 显示出文化批评和跨文化批评的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 并且为主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对抗帝国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文化、政治和话语策略, 大有将帝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同一个战略考量大局之势。

  21世纪头十年, 后殖民话语有所减弱, 文化政治的知识左派话语方兴未艾, 形成了民间对民族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解构力量甚至主导力量。他们前有贝尔、萨伊德、亨廷顿、沃勒斯坦、詹姆逊, 后有德里克、罗宾斯、森格哈斯、哈特, 这对文学研究回归古典、回归文本的保守倾向不谛一记响亮的应对[6,7,8,9,10,11,12]。欧美批评理论因此进入所谓后理论时期, 形成了北美批评理论的国际政治批评转向, 给以全球化为标榜的帝国主义文化形式以作为多元普遍性出现的差异性批评制衡。詹姆逊、哈特等北美新老批评家, 已将其所擅长的文学批评的文化哲学视角, 完全、彻底、坚决地转折到围绕政治运行的主体性、权力等传统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要素中, 用广泛的整体的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填补了后殖民批评的边缘和琐碎, 这种产生于文学批评又远远超出文学批评的比较研究, 给国际比较文学深化研究方法和转换研究风气, 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学参照和批评实践动力。

  (二) 从跨文化到跨学科

  在经济、金融、贸易、交通、信息、产品、文化等为表征的全球化语境中, 跨文化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不可逃避的必然语境, 前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孤立的文化状态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开放文化状态转向, 跨文化因此从前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异状态转化为世界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状态。比较研究已经渗透入民族国家话语的方方面面, 同样成为非比较研究学科的普遍性话语, 跨文化已经失去了作为文化特异状态的指义特权, 因此需要寻找其他特异性话语, 来指代现阶段的比较研究。这样, 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就与近几十年牵涉多学科的符号批评合流。摆脱了文学性束缚的比较文学, 在多学科的语境中, 特别在殖民和后殖民、现代性和后现代问题中, 显示出其广泛、丰富的人类符号及其指义的现实性、批判性和针对性。

  (三) 从关注历史 (知识) 到关注现实 (理论)

  以符号性和跨学科为标识的批评理论, 其话题、话语的广泛指涉性和针对性, 使每一个论题都构成了事实与推论之间的明确逻辑指向, 从而具有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结论, 因此把它称为具有批评性质的理论, 大概意由此出。由此来看, 在文化批评语境中固守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立论, 不仅未能发现比较文学的潜在特性, 还压制了比较文学的潜在生长。固守文学性的比较文学成为孤立的单纯学科, 信守综合性的比较文学成为开放的综合学科。当然这一比较文学的发展路向, 更多地来自于作为现实推动的科际推动, 而来自于知识推动的科内推动则慢了半拍, 因此现阶段比较文学的任务, 就是在科内实现知识学的批评理论转换, 从而从科际推动转到科内推动上来。冷战结束后, 短暂的和平假象促成了全球化话语的狂热;然而进入21世纪, 全球化展示的不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曙光, 却是日趋激烈的民族守成。这种种文化政治现实对全球化话语的颠覆, 完全可以通过现实驱动导致知识驱动, 即知识必须随时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姿态, 才能应付和应对知识对现实的解释和预判压力。

  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生态和发展现状, 深为文学批评家所诟病, 然而, 文学批评家很少从自身寻找原因。与其指摘作为文学批评指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败落的现状负责, 不如让比较文学为中国文学现状负责更为确切, 因为比较文学题中应有的面对当下的主流纠偏功能, 却被更多的关注历史的自言自语而消弭了精力。当然,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失职或失语, 也把批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适用性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全球化体系的不平衡格局中, 在国内文学批评的多元取向中, 中国比较文学应该充当起主流纠偏的功能。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热, 比较文学不仅没有承担起反思的工具, 反而充满了过于单纯的局限于本科的文化学观念, 对不久之后的21世纪初愈演愈烈的国际文化和政治争端完全丧失预判功能。文学文化学, 上接哲学、意识形态, 下接大众文化, 要想充当起对世界知识体系和社会进步有所助力的功能, 如果将其研究过度细节化、案例化, 则将丧失普遍性指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 中国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一般文艺学, 先后衍生了回到传统、固守文学性、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全球化、消费主义、非本质主义、国学与新儒学等等一系列话语热点, 虽热点不断, 却不能形成中国批评的有效、持久和普遍话语, 这显然与其缺乏理论性原创性和现实针对性不无关系。21世纪国内、国际的文化、政治生态, 充分说明了批评理论不仅需要坚守民族守成的基本立场, 更要从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出发, 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 摆脱孤立的文学性, 摆脱论理的区域局限性, 适应多民族普遍适用的批判功能需要, 其批评实践也因此而具有了范例性和典型性。

  (四) 从差异性到普适性

  西方学术向来追求普适性的理论解释能力, 并不刻意提出什么民族、特色的局部、区域的有限理论。当然, 民族、特色理论的强调, 更多地出于民族复兴时期文化守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政治策略。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 只有一个适度建立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理论, 才能够释放其民族精神对于人类的担当。以此来看中国近二十年的比较文学相关学术话题, 热点不断, 但却几乎全部存在着民族主义局限性的危险, 虽各领风骚数几年, 却因形不成批评的有效、持久和普遍话语而难以为继。

  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为例。由于古代文类的现代语言和文学实践的基础的丧失, 古代文论已经失去了对现代文类的基本解释根基;然而古代文论对现代文类的解释根基的丧失过程, 正是现代文论基于现代文类的解释结构建立的过程, 因此, 中国现代文论既不存在事实上的失语问题, 也不存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缺失问题。关于古代文论能否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问答已经内涵于现代文论的建立过程中, 通过这个话题, 暴露的是现代文学理论面临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缺陷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 以及古代汉语语境文论与现代汉语语境文论各自丧失了基础文类传承的文学生态、文化生态和知识生态, 从而把当代批评建基于文化批评基础上。2000年后, 南帆[13]、王一川[14]、陶东风[15]的三部力图融合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为一体的新文学概论, 可看做是这一现代性转换的尝试性结果。

  比较诗学在中国兴盛了不过二三十年, 其结果证明的却是现代汉语文论建构的不适应性结果。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语境要素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古代汉语文论, 已经成为捏合这三种差异性为一体作为强迫性目的的文学基本原理的必要构成要素, 尽管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事实性解释鸿沟。显然, 三者在建立全球化学术的普适性理路上不可通约, 暴露的仅仅是民族特色理论的不适应性而已, 而这与中国的大国之路和大国地位是极为不相称的。因此, 中国现代文论体系, 理应建立各种文论话语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和普遍适应性, 而不是固守民族诗学差异性, 尽管发现和坚守民族诗学的差异性适度留存也是处于民族复兴期的现代民族诗学的文化政治使命。

  (五) 从学科分立到学科合并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的一百多年, 对于其学科合法性的争议从来就没有断过。这种争议也促使比较文学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实践, 梳理自己与时代学术思潮的关联。学科伊始, 比较文学是文学史学的一个分支, 为文学史提供特定时代的文学背景资料, 具有实证主义的材料归纳特性, 是文学史的从属学科。当比较文学与文学史分道扬镳后, 又作为总体文学的替身出现, 从文学材料出发, 验证文学的总体概念和规律, 是总体文学暨文学理论的材料支撑学科。最近三十年, 随着文学批评面向多民族、多学科、多观念、多群体的多向度的出现, 比较文学又转向与总体文学相反的路向, 文学材料与局部理论相结合而置于研究的前台, 而置总体文学于研究的后台, 或者欲以局部理论取代总体理论, 体现出差异性内质和后殖民外形的研究风潮。欧美当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和多样性存在, 使之既解构着总是以差异化身总体的传统总体文学理论, 又与比较文学关于文学材料的广泛性相遇, 试图建构作为总体的对抗的少数、边缘的差异性话语, 这一现象被归纳为批评理论。批评理论的滥觞, 大有将总体文学暨文学理论抛掷脑后, 又有取代比较文学之势。从学科制度上看, 批评理论更多地出现, 文学理论更多地隐退, 比较文学更多地存在于建制本身。从学科事实来看, 作为理论背景的材料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理论本身, 特别是较为狭隘的文学材料开始让位于具有无限寓意的作为多种人文社科学科对象的符号。

  三、比较文学向批评理论的创生

  以知识学的视角观之, 比较文学的旺盛期, 往往是多样性知识的萌发期, 多样性的知识要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 这是知识学习的基本原理。多样化知识的异同比较, 出于知识学习本能而非知识的自觉, 代表着人类知识幼稚期的实证论的阶段, 比较作为手段, 知识作为目的。因而这个时期的比较文学, 更多地只是代表了知识启蒙的学习心理, 而非学科自觉;而仅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命名, 当然缺乏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一旦多样性的知识脱离表面的联系, 进入实在论的境界, 即一种知识已经可以取代其他知识成为推理的源头, 这些多样性理论的竞争性参与, 标志着知识创造已经摆脱了知识启蒙, 从归纳来到了演绎, 从外在类比到内在分析, 从幼稚期来到了成熟期。这时, 知识作为手段, 差异性真理而不是绝对理念作为演绎的逻辑起点, 作为方法的比较手段与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一起开始隐退了, 这反倒证明了比较文学仅仅可以当作人类知识启蒙期的知识样式的学科特性。而更符合比较研究特质、当然也符合了人类知识成熟期的知识样式及其学科特性的批评理论, 就自然应时出现了。比较不再是手段, 而成为目的和知识本身。

  从当前欧美大学的相关学科制度及研究现象来看, 比较文学更多地显示为各个大学科的内在比较研究取向, 而将各个大学科的比较研究取向分别取来, 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比较文学学科, 在学科性质上表现出将各个大学科的比较研究合一的取向。因而比较文学越来越丧失了其自身的性质, 或者以其他大学科的比较研究特性作为自己的学科特性, 或者以关于文学的比较研究特性代替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特性。这样, 仅仅以比较文学, 而不是以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等学科的比较维度来给予命名, 就显示出其命名与事实的明显不一致。这也是在学科命名上, 比较研究愈来愈以另外的名称来自觉地与比较文学命名区别开来的内在原因。

  在比较研究已经摆脱了知识启蒙而试图关注知识自觉的时候, 比较文学开始不适合担当所有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的唯一名号。而批评理论, 却愈来愈显示出其适应了理论在先、批评在前、基础材料在后等三项理论批评学科的必要条件。它可以不以讨论文学为主, 但却以人类存在于多种领域的符号为主, 仅以比较文学来称之, 显然抹杀了其外在特征的广泛包容性;但仅就人类多样性符号也同时具有的隐喻性而言, 它也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性。在这个意义上, 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成为可以互文、互代、互证的两大学科称呼, 所以在学科命名上, 西方大学建制仍然保持比较文学系的名称, 而在学术研究上, 则以批评理论代而言之。比如美国知识分子集中的英文系, 已经不再受制于狭隘文本的审美分析的局限, 而是注重文本的背景要素———作为集体表述的文化取向和文化政治现实的跨学科研究, 表现为右翼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国际主义知识分子话语, 二者均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包括东方的文学批评学者强力介入全球化现实的知识左派动向。

  分类以区别为标志。一个学科如果什么都是,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一个学科如果自以为是, 别人往往看着莫名其妙。人类学由于其本然的跨文化研究模式而又被称为比较人类学, 然而这并没有使比较人类学成为人类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研究分支, 但这并没有使其成为政治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如果其他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分支没有采取相对独立的学科制度, 那么为什么比较文学可以独享这一独立学科分支?总之, 因为其过大的综合性, 比较文学已经不适合作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种文学学科, 或者说文学学科没有必要比其他人文学科更有足够的理由多成立一门比较学科。比较文学虚妄的将其他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笼之一身的做法, 也没有一个实质的合法性。而比较研究特性的确实存在, 也使得比较研究成为每个人文社会学科的理性取向。这种学科的走向或转向, 都是人类知识的特性和知识进步的显现。批评理论本身不局限于综合性的命名, 反倒显示出其外延的一致性和内涵的合法性。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命名可以松散地指代各个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分支。批评理论以话题划分了比较研究的学科归属, 但却正好证明了那种以偏概全的大一统的比较文学学科建制已经没有必要。简单地说, 作为一个学科的比较文学可以消解了,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命名的消解已经成为必然。当然, 各个二级学科中, 也有必要具备比较研究分支, 比较文学研究成品还要回归其各自的材料来源, 比较文学从业人员还要回归其各自的二级学科, 这才是比较文学的本位。

  比较文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学科, 可以涉及到文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没有任何学理逻辑必然要求仅仅与外国文学联姻, 或更多地与外国文学联姻。因此比较文学与哪个学科合并还是分开的问题, 实际上却真实反映着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理的知识学认知问题。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问题, 大致可以归类为三个观点。一是学科取消论, 让比较文学松散地回到各个二级学科, 成为各个二级学科的比较研究方向之一, 充分照顾到了相关一级学科的比较研究旨趣, 也同时解放了相关国别文学的元典研究本性。二是归类于文艺学, 成为比较批评方向, 充分照顾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性、批评性和综合性。三是独立建制一级学科, 问题是比较文学不能垄断比较研究的名号, 还应考虑到其他一级学科的名号, 或者以比较或者以批评称名, 使其真正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的共同体。换言之, 与其把比较文学称之为一个学科, 不如把比较研究当成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共享的比较研究意趣共同体。学术实践的特性, 在于不受外在行政体制的压制, 而受内在学术理路的引导, 并依次落实到学术体制中。当今欧美大学广泛的跨学科学院的事实性存在, 就是这种学术理路的自我管理结果。

  近年来, 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界鼎力推介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大致内涵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人文社会学科分支, 首先是传统文学理论和狭义比较诗学, 然后是文学、影视等文化研究, 再后是文化哲学、国际文化政治等广义比较诗学。享有这种广泛综合性的批评理论, 显然构成了与比较文学二而合一的知识新局。与其用危机论、取消论来喻指比较文学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困境、困惑, 不如将批评理论当成比较文学的自然生成, 伴随着从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推演到帝国主义全球化格局再到后现代世界体系重建的现代世界历史全程, 二者既相与同谋又相与创生;作为已有三十年积累的中国当代比较文学, 应该能在比较文学向批评理论生成或曰批评理论从比较文学创生的理路上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1]Zhang Xudong.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Duck University Press, 2008.
  [2]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 1997.
  [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Penguin, 2004.
  [5]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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