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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主题学下的东方视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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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学主题学论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三篇

  摘要:访谈回顾了印度的比较文学,勾勒了印度比较文学语境下的中国研究,介绍了比较文学的中印合作,分析了比较文学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苏珊·巴斯奈特否认比较文学学科,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宣布比较文学学科死亡,列举了印度比较文学的应对策略,包括促进印度诸语文学,传播印度诸语翻译,举办文学研讨班和会议,颁发年度奖表彰印度诸语所取得的成绩,使用印度诸语独立出版文学杂志,点评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进而探讨了比较文学构建和谐世界的途径,包括在民族和文化之间建立关系,开启对话的空间,促进文化的更大理解,推动创新进程为未来带来新的和谐和愿景。

  关键词:比较文学主题学,东方视野,构建和谐世界

比较文学主题学论文

  此文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叉对印度贾达夫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所作的比较文学专题访谈录的主要内容。张叉教授对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教授所作的专题访谈录由八个部分组成,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七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已经发表。1

  一、印度的比较文学

  张叉:您于2004年在贾达夫普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着作《印度文学研究:文类学》(Literary Studies in India:Genology)。请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文类学方面的主要创见好吗?

  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以下简称达斯古普塔):我这部作品是一卷编着,这是初步的努力,目的是找出印度同西方在文类学观点方面诸多细微的差别与巨大的相似。比如,以亚里士多德为例,模仿艺术的三种区分因素是模仿的模式、对象和手段。对于印度美学家来说,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艺术不一样的是,由语言和意义的统一体构成的诗歌(kavya)或文本,可以参照视觉或听觉的东西,参照使用的语言即梵文、普拉克里特(Prakrit)或阿帕拉姆萨(Apabhramsa),参照对生活和世界的理想或现实的态度,参照普通的修辞手段来进行分类。显而易见,在口头文本中,是构成交际事件、观众种类、背景、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关系、功能等的系统维度造就了这一文类。像证言(the testimonio)这样的个人文类也得到了分析,并以证言为例,发现在斗争的语境之下,证言书写超越了个人自身,并在其中注入了集体意识。由于这是一卷编着,所以里面有几篇文章的创见是各不相同的。

  张叉:我们知道,早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创建之前,在印度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关注比较层面的文本。您能就此给我们作一个阐释吗?

  达斯古普塔:我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指的是经常在梵文或孟加拉文学与欧洲文学之间运用比较的19世纪孟加拉文本。班基姆钱德拉·查托帕迪耶(Bankimchandra Chattopadhyay)的《沙恭达罗、米兰达和苔丝狄蒙娜》(“Sakuntala,Miranda and Desdemona”)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当时有数不清的、采用印度众多语言撰写的文章对莎士比亚和迦梨陀娑(Kalidasa)进行比较。在梵文史诗及其区域语言翻译之间也有比较。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本,特别是翻译背景下的文本中的世界文学的主题在印度比较文学的构想当中也很重要。

  张叉:泰戈尔的“世界文学”(visvasahitya)的思想很复杂,其特征是它有一种艺术家群体的感觉,这些艺术家就是一群工人在一起建造大厦,一座世界文学的大厦;不过,布达德瓦·博斯(Buddhadeva Bose)并不完全赞同泰戈尔这些理想主义的观点,原因是他相信有必要脱离泰戈尔而成为时代的一部分,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当中,您支持哪一个?

  达斯古普塔:泰戈尔试图将其乌托邦的思想贯穿于毕生的实践之中,这在创建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和印度国际大学城(Santiniketan)的事情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许多思想在今天的教育学、生态平衡、创造性努力等语境之下都产生了新的意义,因此,不可能不对他的文学作出积极的反应,他的文学同他在生活不同方面的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博斯和他之后的其他人正试图以一种更世俗而务实的方式尽力去理解现代的真实情况。同样也在这里,一种现代情感不得不对他的构想作出反应。所以,我要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相关的,两者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呈现。我必须加以澄清的是,虽然博斯和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普遍批评泰戈尔的世界愿景,但是当他们周围的一切都陷入混乱之中时,他们却没有特别批评他的“世界文学”观点。

  张叉:印度比较文学是如何开始的?

  达斯古普塔:印度比较文学始于贾达夫普尔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设立比较文学系之际的1956年,当时布达德瓦·博斯应邀担任系主任。此前,泰戈尔已经于1907年在贾达夫普尔大学的母体全国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发表了关于世界文学的演讲,全国教育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建构能够符合国家需要的教育政策。

  张叉:贾达夫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在设立的同年出台了第一个教学大纲。用您的话来说,这个教学大纲“是很有挑战性的”2。从什么意义上说它很有挑战性?

  达斯古普塔:这个教学大纲非常宽泛,里面有古典梵语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印度和欧洲文学中的中世纪时期,从早期到现代的孟加拉文学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现代的欧洲文学。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在两年之内覆盖所有这些内容。

  张叉:尽管萨蒂恩德拉·杜塔(Satyendranath Dutta,亦拼作Satyendranath Datta或Satyendra Nath Dutta,1882—1922)年仅40岁就去世了,但是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去世以后,泰戈尔写了一首诗,这已经使他名垂千古,加尔各答南部的一条街也以他的名字命了名。他是公认的押韵诗奇才,是杰出的诗人翻译家,是包括中世纪印度历史、文化和神话在内的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他在1904年指出,就翻译而言,同世界上各种文学建立关系已是“快乐的关系”(relationships of joy)。您对他的说法有何评价?

  达斯古普塔: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时期,人们可以用一种快乐精神自由地从不同的文学中翻译诗歌,有时候把它们称为“影子翻译”(shadow translations)。杜塔本人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乐于创造不同的节奏模式,这对他来说也是快乐源泉。对他来说,翻译是一种同其他国家的诗歌建立关系的、纯粹为了消遣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对世界文学的看法。深入理解其他文学是通向文学关系的切入点,而文学关系又引生出了快乐。

  张叉:许多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只有区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s),比如泰米尔文学、马来亚文学、孟加拉文学等等。难怪有一些印度学者质疑,是否真正可以讨论印度文学这个术语3。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达斯古普塔: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我认为,没有文学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是有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相互关系的,在有共同的遗产和历史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因此,虽然印度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学,但是它也受到其他印度文学的影响,受到一个宏大的、共同的历史背景的影响。然而,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孟加拉语都是独立的文学,同时也是印度文学庞大而多样的语料库的一部分。有时候,学者们也谈及印度文学。

  张叉:21世纪的印度比较文学同其他两个相关领域有关系,一个是翻译研究,另一个是文化研究。您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多介绍一些情况吗?

  达斯古普塔:几个新的比较文学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们叫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在德里安贝德卡大学(Ambedkar University)建立的这个系是新近的例子。即使是在一些较为古老的比较文学系里,也有一两门翻译研究的课程。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个人需要通过翻译研究来廓清跨文学和跨文化关系的本质。一些应用课程可能也有助于在学习中探讨其他的美学和文化体系。

  与此相似,文化研究在全国各地的比较文学教学大纲中也已经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伯明翰学院(the Birmingham School)的一些初级文本普遍得到了引进,而当时印度的每个系都有自己的重点领域。例如,贾达夫普尔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开设了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提供了对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性别、身份、多元文化等问题的思考方法。此外,还有单独的、关于文学和媒介间性的课程群或课程,在这里,文化研究又有用武之地了。

  张叉: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有自己独特的诗学,是世界诗学的三大主要来源。印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着名的诗学专家克洛斯佩特·达萨帕·纳拉西姆海(Closepet Dasappa Narasimhaiah,1921—2005)认为,梵文诗学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4。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梵文诗学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达斯古普塔:开设一门比较美学的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许多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学里,却没有比较文学的课程,部分原因是缺乏对至少两个体系具备非常透彻知识的学者。但是无论如何,在与印度的古代文学相关的课程中以及在弄清与诗歌相关的概念方面,梵文诗学(Sanskrit poetics)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味论(the rasa theory)来研究文学的方法也不少见。这样,要接近早期戏剧,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Poetics)和婆罗多(Bharata)的《舞论》(Natyasastra)进行研究就更加必要,比如,研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和迦梨陀娑的《莎恭达罗》(Abhijnanasakuntalam)。但是,我确实觉得,一个人需要更加详细地考察梵文诗学,需要在亚洲语境之下把眼光转向其他的古代美学体系和相关的诗学。

  张叉:1907年,泰戈尔在家乡加尔各答全国教育委员会上发表题为《维萨瓦提亚》(“Visvasahitya”)的演讲,他使用的“维萨瓦提亚”一词大致等同于“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一术语,这一演讲也普遍认为是印度比较文学正式发端的标志。要考察印度比较文学,就无法绕过泰戈尔。您如何看待他在印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达斯古普塔:泰戈尔在论及维萨瓦提亚或世界文学的文章中一直致力于构建一种理念,他并没有为世界文学的研究提出一种教学结构。如果印度和其它地方的比较文学都更加仔细地考察关于文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必然同人类的关系相联系,也同这种互惠关系中的关于快乐的整个问题相联系。一个人可以把他这篇文章连同其它文章一起加以阅读,以整体的方式从事文学研究,这将在一个非常宏大而开放的层面满足人道主义和环境的需求。在他的作品中,同区域与同全球的关系也得到梳理。泰戈尔在印度的比较文学课程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要在印度以外的比较文学系的语境中对他进行研究,则需要更多地翻译他的作品。

  张叉:至于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是否是比较文学的问题,不同的印度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萨达尔帕特尔大学(Sardar Patel University)英语研究生系主任D.S.米什拉(D.S.Mishra)认为,比较印度文学不能认作纯粹的比较文学,而贾达夫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原教授阿米亚·德瓦(Amiya Dev)则认为,比较印度文学是真正的比较文学。请问您的看法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1994年,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现代印度语文系(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Indian Languages)开设了印度比较文学课程。尽管我在德里大学工作以后就意识到,现代印度语言和文学研究系必然在比较印度文学的框架下做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我依然更喜欢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在考察印度文学的时候,一个人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地缘政治区域,因为在文化形成的融合特性中,它所接触到的不同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一个人即使从事印度文学研究,那他也是在做比较文学研究。我认为,阿米亚·德瓦的意思是,在印度,一个人必须要作某种印度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接受史、同化史和类比史因国而异,而跟其他国家一样,印度也有其独特的背景。由于比较文学是在不同的地方得以实践的,所以它必然由这些地方的历史来界定,包括文化历史与政治历史在内。

  张叉:比较印度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找出“印度性”(Indianness),以便为多语言、多宗教、多种族的印度寻找文化纽带,并促进民族团结和统一。“印度性”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对一些学者来说,印度比较文学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印度在与多元社会中不断发挥作用的多元维度,突出在文学和文化表述中发挥作用的多元认识论的活力。这也是“印度性”多元文化和传统的存在。然而,其他文化也是如此,我要说的是,一般来说,寻找在特定文化中存在的文学主题、意象、神话等不同的起源和细微的差别是世界比较文学学者的目标之一。文学文化继续受到许多文化的影响,而比较文学学者必需尝试将许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然而,甚至在我们谈论特定文化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也是因为历史事件而进入一种特定文化的某些元素,也是其生活世界中的某些元素,是某些美学规范和价值以及接近现象的模式。但是由于同其它文化的相互影响,历史上的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被修改了。对这些改变的研究是重要的。

  张叉:在印度,《贾达夫普尔比较文学学报》(Jadavpu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期刊。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期刊吗?

  达斯古普塔:这本期刊于1961年创办,而且是年刊,由纳雷什·古哈(Naresh Guha)编辑,他那个时候是这个系的负责人。文章主要是用英语撰写的,但是也经常用孟加拉语撰写。在最初几年时间里,主要有东方—西方类型的文章,有时候也有文章具体研究印度文学或西方文学。早期出版的学报中,有一期以波德莱尔为主题,涉及到在不同地方和从不同角度来作的波德莱尔研究。来自印度以外的各地优秀的比较文学学者为这家学报投稿,偶尔也会有一些书评文章。印度文学逐渐开始同非洲和拉丁美洲文学一起受到重视。这本学报出版了翻译研究、奴隶叙事专刊,还有一期专刊是关于知识体系文学的。当今,《贾达夫普尔比较文学学报》继续在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叉:比较文学在印度创建以后,有两个全国性质的比较文学学会应运而生,一个在贾达夫普尔大学,名为印度比较文学学会(Ind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另一个在德里大学,名为比较印度文学学会(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这两个学会于1992年合并,由此组建了印度比较文学学会(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India)。请问这个学会在印度比较文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学会每年召集一次会议,出版一份简报和一期在线期刊。同时,它也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保持着联系,发布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议有关的新闻。学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对这个国家一般的文学学者所持的重要观点与所用的思考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张叉: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印度的比较文学已经有了新的视野,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知识领域,特别是那些与边缘化空间有关的领域,同时也关注到恢复非等级文学关系的新领域。请问这些研究具体是怎么进行的?

  达斯古普塔:比较文学系如今开始研究目前存在于印度乡村地区的口头叙事,研究濒临灭绝的口头叙事的形式,努力从不同的地区对它们进行记录。这项工作的重点也在于方法论,在于一个人如何在不占用本土传统知识体系的情况下记录本土传统并与之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建立各自的档案。一些印度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对大都市流派下乡村社区里的表述元素的现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德里大学的现代印度语言和文学研究系在部落社区的表演传统方面有很强的关注度。

  张叉:印度比较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这个国家的比较文学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地方来讲授的。许多地方的重点是把印度文学作为比较文学来看待。贾达夫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主要特点是有一套或多或少结构化了的教学大纲,其重点在于早期阶段的类比研究,比如,西方和印度史诗,或希腊和梵语戏剧,然后是一些关于主题、流派比较研究的核心课程,接着是文学史编纂学。尤其在现代语境下,接受和跨文化文学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一个人可以考察西方和亚洲的文本。涉及地球南方国家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是另一重要的特征,加拿大研究是唯一的例外。在印度文学成为关注点的地方,一个人在泛印度的语境下研究《罗摩衍那》(Rāmāyana),也在地缘政治的边界之外研究巴克提运动(the Bhakti movement)、印度妇女写作视野、表演研究和口头文本以及某些特定主题的研究,比如分区文学(Partition Literature)等等。因此,在今日的印度,可能有两个比较文学“学派”,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以印度为中心的亚洲文学。表演研究,特别是与本土形式(indigenous forms)相关的研究也正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二、印度比较文学语境下的中国研究

  张叉:20世纪90年代,尽管贾达夫普尔大学没有专门的师资开设地区研究的课程,但是中国和日本文学中的地区研究要素已经形成框架。这是比较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重构,原因是过去的重点是欧洲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和非洲各国文学,没有关注到亚洲国家的文学。您能就此详细阐释一下吗?

  达斯古普塔:至少从本世纪之交开始,研究的重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移到了亚洲国家。虽然语言仍然成为一个问题,而用于讲授地区研究课程的基础设施也不具备,但是这一地区的研究工作在政府资助机构(大学资助委员会特别援助项目)批准的研究项目中得到了加强。2005年,在特别援助项目的资助下,比较文学系开始特别关注亚洲文学。我们有过几个项目,比如亚洲国家旅游讲座、亚洲文学文本中关于“爱情”“死亡”“荣誉”等概念的专着,这些项目对从亚洲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和其他几个地区的表演传统进行追溯。并非所有这些项目都已完成,而只完成了其中一或两个,有些地区组织了一些讲座,对于要在这一地区从事比较研究工作的研修生来说,这些在后来都是有帮助的。例如,坦·森·森(Tan Sen Sen)教授横跨亚洲作了几场关于佛教的讲座,而有一个学生后来就在她学位论文中作了印度和中国的本生经故事(Jataka stories)比较研究。她还在这个项目中以研究员的身份工作过,学习过中文,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关注点还在继续,现在还有至少两名中国来的学生在这个系做研究工作。

  张叉: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贾达夫普尔大学的哈里·普拉萨纳·毕斯瓦印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Hari Prasanna Biswas India—China Cultural Studies Centre of Jadavpur University)好吗?

  达斯古普塔:哈里·普拉萨纳·毕斯瓦中心于2010年开始运作,由一名中国研究的领军学者哈里·普拉萨纳·毕斯瓦(Hari Prasanna Biswas)提供资金帮助。这个中心设在国际关系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特里迪·查克拉博蒂(Tridib Chakraborty)教授是其协调人。这个中心主办了许多国内和国际研讨会。这个中心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贾达夫普尔大学语言与语言学学院创建了中国语言研究。

  张叉:《诗经》中的作品上自西周初叶(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若以此为依据,中国文学有着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同印度文学一起都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学者是否与中国文学建立了关系?

  达斯古普塔:是的,印度有专门的中国研究项目,有些项目的重点在文学,更多项目的重点则在语言、政治和国际关系。不过,学者们长期从事与佛教有关的文学研究,有一些文本已经非常受大众的欢迎。例如,鲁迅的作品已经译成了孟加拉语、印地语、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语。他的百年诞辰的庆典在许多地方是以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的形式进行的,由此产生许多关于他的专题论文。中国的一些古典诗歌得以翻译,人们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重新有了一些翻译成果,例如毛泽东的诗歌可以在翻译中找到,中国女性作家现在也正在得到研究。

  张叉:泰戈尔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不仅关注到了西方,而且还关注到了东方。这里所说的东方包括像日本、朝鲜和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他曾经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李白进行过一些评论,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您可以勾勒一下自泰戈尔研究中国文学以来印度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致情况吗?

  达斯古普塔:在贾达夫普尔大学,我们多年以来都把《红楼梦》和《西游记》纳入一门给学生开设的课程之中。吉姆利·巴达查利雅(Rimli Bhattacharya)过去是这个系的学生,目前在德里大学任教,以前还学习过中文,他以客座教师的身份来这里就这两部中国文学经典的文本开设了几场讲座。那时,在抒情和叙事传统的两门课程中,中国早期的诗歌和叙事文也跟日本的俳句(Haiku)和《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一样得到了讨论。在贾达夫普尔大学和德里大学(现代印度语言与文化研究系),中国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史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系还同印度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就基础设施援助事宜相互配合,同亚洲研究相关的课程也已经启动,在这些课程中,东亚以重要的方式出现。

  张叉:从同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来关注印度文学的比较层面,有这样的文本吗?

  达斯古普塔:着名汉学家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撰写了一部名为《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India and China: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1951)的着作。2014年,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印中联合编审委员会用中英文编撰的《印中文化交流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ndiaChina Cultural Contacts)出版了。这两部着作对印度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都很重要。阿米亚·德瓦教授和西斯·古马尔·达斯(Sisir Kumar Das)教授等比较文学学者曾同着名的中印关系学者谭中教授进行过交流。阿米亚·德瓦还同王邦维与魏丽明一起合编了《泰戈尔与中国》(Tagore and China)。西斯·古马尔·达斯教授多次与谭中教授合作,为他的《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印度寻求理解中国》(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一书撰稿。

  张叉:《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其创作灵感来自于玄奘(600—664)的生平。中国两位着名学者胡适与陈寅恪的研究表明,《西游记》中美猴王的原型是印度作品《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Hanuman)。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在印度,有人对哈奴曼和美猴王的关系作过影响研究吗?

  达斯古普塔: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哈奴曼和美猴王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有限。

  张叉:为了研究宗教和寻觅宗教源流,玄奘于629年徒步西行,最后在633年到达印度。他在着名的那烂陀寺(Nalanda monastery)作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后,于645年回国,取回数百部佛教经书,其中包含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大乘佛教经典,并把余生都用到经书翻译工作中。他创立了佛教的唯识宗5,同时给世界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的编年史着作《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历时19年的西行之旅。泰戈尔于1924年访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接受采访,这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1年,为了纪念其百岁诞辰,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版了他的中文版《吉檀迦利》(Gitanjali)和其他作品。包括郭沫若、徐志摩与谢冰心等文豪在内的不少中国作家都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您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达斯古普塔:是的,我们经常提到玄奘,还提到法显和义净以及他们所作的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对于重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们还提供了由中国人也由印度人所呈现出的、关于跨文化态度的历史。这些记录也重要,这是由于他们在旅行的时候提供了中国和印度邻近地区的详细信息。

  泰戈尔的互动推动了长期的对话和关系,促进了两种语境下的创造力,激发了本地区关于亚洲和东方文明的话语,从各种角度来看也都是重要的。这些互动让我们想起了在两个文明之间已经存在的亲和力和相互关系以及维持它们的必要性。

  三、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印合作

  张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中印两国学者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达斯古普塔:优势是这一领域是大大开放的,且由于中印两国同其他很多文化已经有了互动,所以在跨文学研究活动方面有许多可能性。另一个要点是,同欧美世界相比,中印两国在美学体系的方法上存在着几点差异。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对这些差异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在文学中激发出新的创新性观点,同时也可能会达成对某些现象的分层理解。劣势可能是缺乏档案材料,实际情况是,因为可能大部分材料都难以获取,或者可能这些材料已处于消亡的边缘,所以必须通过艰苦的研究,以此找到和打通不同文化和文学传统进行联系的道路。

  张叉:印度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个,又是彼此相邻的国家。印度和中国有着有记载的、长达2000多年的交流史。在学术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上,今后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

  达斯古普塔:需要在各种问题上开展合作。例如,梵文研究、泰米尔语和中国诗学以及两国早期叙事传统研究都是可以开展的。两种文化中的民俗学和知识传统是需要合作开展的另一个领域。然后是佛教研究、叙事传统与进入文学的意象等整个领域,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有更多的空间。丝绸之路与围绕丝绸之路的文学也可以在邻近的国家开展起来,也可以就欧洲文学在这两个国家的接受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文学系之间进行的交流项目是可以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开始的。

  四、比较文学面临的挑战

  张叉:苏珊·巴斯奈特否认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然而,我相信比较文学或者翻译研究就本身的资格而言并不是学科;它们只是走近文学的方法。试图争论这些庞大而松散的研究领域是否是不同寻常的学科纯粹是毫无意义的时间浪费,这是因为它们非常多样化,而且是由如语言学、文学研究、历史、政治、电影、戏剧等其它学科结成的一个综合体中派生出来的。”6您认为一门学科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每个领域都有它自身的学科标准。比如,人文学科就有一套同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不同的标准。然而,主题的历史和时间考验过的作品,它的传统,本领域中杰出的学者,一套目标、公认的研究程序,理论和概念的深度,未来人文学科主题的有效性,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标准。

  张叉:2003年,您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同胞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arty Spivak)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着作《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她在这部着作中宣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死亡。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达斯古普塔:我想,斯皮瓦克教授所谈论的是美国具体一种比较文学的死亡,而且她在其着作《学科之死》中所主张的是,比较文学需要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

  张叉:自从在大约200多年前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比较文学就一直受到全世界学者的质疑。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达斯古普塔:可能是这一学科的开放性导致学者们对它的前提提出质疑。实际上,开放性也是它的优点。单一的文学学者对于以翻译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也有质疑。

  张叉: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最显着的成就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我认为,成就是多种多样的,比较文学站在人文学科研究的制高点上,不断地进入不属于学界框架的空间,以批判的眼光不断拓展视野,帮助学生敏锐地理解其他文化,时而通过让学生接触大量多样化的文学来进行对话、发现关系和增强创造力。

  张叉:比较文学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达斯古普塔:就世界比较文学的现状而言,除了缺乏对人文学科的制度支持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实施的范围不平衡。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必须要有更多的空间让无人代表的声音被听到。

  五、印度比较文学的应对策略

  张叉:印度学者孔亚莫帕拉姆巴斯·桑吉德南登(Koyamparambath Sachidanandan,1948—)在《全球化与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一文中认为,全球化的理论建立在单一国家与单一文化基础上,企图垄断文化权,而印度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民族语言的消亡,因特网上通行的是英语,英语正在取代印度的多种语言,印度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逐步丧失自己的民族性,正在变成印度英语文学,印度性必将在这一过程中荡然无存7。您赞同他的看法吗?

  达斯古普塔:我认为,就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在印度尽管英语确实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作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作品翻译成英语,但是英语并不会取代印度的这些语言。无论如何,印度作家都会继续用自己的语言创作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也得到广大读者的阅读和欣赏。今天,大量印度语文本文献可以在互联网上查阅到。

  张叉: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普遍化、“同质化”对特殊化、“异质化”构成了严重挤压,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8。据我所知,印度也或多或少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印度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学与文化方面的情况?

  达斯古普塔:印度有两个国家机构,主要功能是促进印度诸语文学,传播印度诸语翻译,同作家和学者一道举办文学研讨班和会议,颁发年度奖以认可印度诸语所取得的成绩。此外,有民俗学院帮助保护本土文学传统,有由作者和学者组成的地方机构,使用印度诸语独立出版文学杂志;也有独立的音乐、绘画和表演艺术中心;还有促进艺术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张叉:同样也是在《全球化与文化》一文中,桑吉德南登提出了“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的概念。在他看来,国际化是多元文化之间对话的一种手段,它包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试图去规范任何一种文化9。从您的观点来看,这个建议理想化吗?

  达斯古普塔:一个人必须要有理想、目标———比较文学也是如此,比较文学历来相信对话。

  六、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张叉:黄维梁教授在2018年发表的《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梁教授访谈录》一文中指出,“今天文艺理论仍多有唯西方之马首是瞻的”10。曹顺庆教授在1995年发表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11和1996发表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12两文中讨论了文论失语症及其成因。在他看来,当今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文论失语症,现当代文艺理论界已经被西方文艺理论所统治,没有自己的文艺理论。这种同文艺理论相关的失语症根源于19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病态。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达斯古普塔:是的,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理论,不仅仅是古代的理论,而且还需要关注最近关于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这部分的文学和文化的“话语”。我们也非常关注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1992年,甘内什·德维(Ganesh Devy)也在他叫作《失忆之后》(After Amnesia)的书中发表了类似观点。在同西方理论相结合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我们确切的事实、文学文本、历史、物质条件、文学体系等方面提出批判性的观点。

  张叉:曹顺庆教授于2013年在德国海德尔堡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比较文学英文学术专着《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世界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主任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撰写前言,对专着进行了高度评价:“如若不接受曹顺庆教授博学论述的挑战将会是一个极大的损失。”13您对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何评价?

  达斯古普塔:曹顺庆教授在着作《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中提出的变异学观点对于今天所有比较文学学者的实践工作都是重要的。我们的学科实践是以文化交流的平等基础为前提的,这部着作提醒我们一个现实,即鉴于当今的历史环境,一个确切的事实是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已经在思想和理论公式框架的语境下遭到破坏了。为了这门学科,也为了更大的文明目标,需要所有相关的人共同努力来纠正这种状况。

  张叉:黄维梁教授在2017年发表的《守正创新,开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天地———黄维梁教授访谈录》一文中说,“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繁荣兴盛”14。多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讨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问题。至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学派,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学者: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和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拉森(Svend Erik Larsen)教授。曹顺庆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三阶段的理论体系之一就是已确立的中国学派”15,而拉森教授则认为,“尝试建立一国之学派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也是同比较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的基本思想背道而弛的”16。您认为同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并驾齐驱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真正存在吗?

  达斯古普塔:从我有限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因此也可以开始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认为当今的“学派”一词是一误称(misnomer),因为美国比较文学(American Comparativism)有很多的种类,而法国比较文学学者(the French Comparatists)已经抛弃许多早期的假设。讨论中国的比较文学、法国的比较文学等等,可能会更恰当。

  七、构建和谐世界的比较文学

  张叉:印度哲学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民族独立运动战士斯里·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1872—1950)在《未来诗歌》(The Future Poetry)一书中提出了“未来诗歌”的设想,认为这种诗歌将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并可能首先在东方国家诞生,而他自己就是第一个“未来诗人”17。在您看来,他的这一设想是否现实,他自己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未来诗人”?

  达斯古普塔:斯里·奥罗宾多并未完全阐释清楚他对未来诗歌的看法,而只是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在表达动态的主观性等方面,他的思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我想,他在谈论未来诗歌的时候,可能还想到了其他几位诗人。要回答您的问题,我得重新仔细阅读他的作品。

  张叉:在回答中国比较文学要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力的研究群体应当具备哪些研究特色时,乐黛云教授说:“我们的特色就是建筑在我们中国文化深远的那个历史根源上,就比方说,‘和而不同’就是中国一向提倡的,外国没有人讲这个东西的。”18您如何看待她的这一观点?

  达斯古普塔:我尊重乐黛云教授的观点。如果这一论述暗示要为其他人的声音留出空间而同时又保持一个人独立的接洽方法,那么我会赞同的。

  张叉:比较文学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达斯古普塔:通过在民族和文化之间建立关系,开启对话的空间,促进文化的更大理解,推动创新进程为未来带来新的和谐和愿景,比较文学可以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1、详见张叉、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比较文学语境下的世界文学---苏芭·查克拉沃蒂·达斯古普塔教授访谈录》,张叉主编,《外国语文论丛》第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7-91页。
  2、Subha Chakraborty Dasgupta,“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An Overview of its Hist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Volume 1,Number 2,2016,p.11.
  3、Amiya Dev and S.K.Das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ory and Practice,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India,1989,p.53.
  4、C.D.Narasimhaiah ed.,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Sahitya Akademi,Delhi,1994,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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