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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沉痛的民间艺术没落的悼歌——对《说书人》主题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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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人认为,《说书人》的主题是对中国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及其包括腐败的官僚、残暴的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阶级等罪恶势力的控诉与批判。但联系具体情节来看,这种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其主题应当是一曲沉痛的民间艺术没落的悼歌。

【关键词】《说书人》主题错误悼歌

师陀的短篇小说《说书人》讲述了一个靠说书来维持生计的单身民间艺人的人生悲剧。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征的阐释,吴周文老师的《道德家与被遗弃的苦命人——师陀的(说书人)解读》(以下简称“吴文”)可谓非常详尽。该文刊载于《语文月刊》2014年第6期,并且被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教参》收录,成为语文同人教授《说书人》时参考与借鉴的圭臬,影响深远。但联系小说情节详加揣摩,笔者发现该文的一些观点及对主题的概括有牵强附会之嫌。

一、民众对说书人的态度

到城隍庙来听书的绝大多数听客,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些愚昧”,即社会下层人民,大概等同于鲁迅笔下的“短衣帮”。这些人被说书人精彩的表演吸引得如醉如痴:

实际上我们全被迷住了。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儿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

这是对说书人高超的说书技艺与评书精美的艺术魅力的侧面烘托,同时也反映出听书人对说书内容的痴迷与沉醉。说书人与听书人之间就这样各取所需:听书人付出制钱,说书人赖之生活,两者的联系很密切。那么,除此之外,以听书人为主体的一般民众对说书人又是什么态度呢?吴文把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与说书人做了对照,得出了以下结论:

关于写作《孔乙己》的初衷,鲁迅先生曾经对孙伏园先生说过,“《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于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也就是说,成亨酒店之里与之外的所有人——顾客、掌柜、小伙计、小孩子等对孔乙己的“凉薄”,都把他当成嘲弄与取乐的对象,竟然毫无怜悯与同情之心。而对他施以同情怜悯的,唯有作者鲁迅。笔者揣摩《说书人》作者的态度,毫无疑问是受鲁迅的影响,也是大体上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同情怜悯说书人的,也只有师陀。……鲁迅以酒店老板“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的反复念叨,师陀以说书人下葬时嘲弄者的“带书去死”的“嘲弄”,两者把“苦人”的悲悯情感推到极点,也是两位作家为笔下人物最后的悲情结局,作最后的“一声叹息”。

吴老师认为师陀写作《说书人》,主要用意是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即普通民众对说书人充满冷漠,没有同情心。至于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吴文并没有充分联系文本内容进行深入阐释,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孔乙己与说书人共同特征的比较上,从而得出以上结论。这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按照这种逻辑,阿Q与说书人之间的共同特征未必会少于孑L乙己与说书人:都是单身没有子女,都住在庙里(说书人栖身城隍庙,阿Q则住在土谷祠),都主要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费,都不得善终,等等。鲁迅写阿Q主要是揭示国民身上的民族劣根性,难道师陀写《说书人》的目的也是如此吗?

吴文认为《说书人》的主要用意是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最主要的证据恐怕就是说书人死后下葬时一位杠手“嘲弄”的话:“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其实,这里的“嘲弄”并非贬义的“嘲讽捉弄”之意,有下文为证:

我在旁边看着,毫不动弹地站着。一点不错,说书人,现在你的确应该带着你的书到地下去了……

可见,“我”对杠手的“嘲弄”也是持赞同态度的,而从全文来看,“我”对说书人——无论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丝毫嘲讽捉弄之意。杠手“嘲弄”说书人的话,其实是一种调侃,言下之意是:说书人啊,既然你已经死了,你说的书也将永远消失,永远被带进了坟墓,今后没有人会听到你说的书了——调侃之中带有深深的惋惜之情!

那么,小说中的民众对说书人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前文已经说过,前来听书的都是“我们这些愚昧”,即小城里贫困的下层人民,可是,“听书的每次都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从这句话来看,虽然贫困给的钱少,但听书人从不白听;后来说书人身体“更衰弱…‘嗓子塌了,暗哑了”,“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可见听书的价格节节攀升。为什么听众愿意不断地加钱?这固然有说书内容精彩的因素在,但更多原因,恐怕是民众出于对说书人的同情。有时说书人“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说书人手里的制钱在不断增加,离期待的数字越来越接近,正可说明听书人具有悲悯之心。

听书人往往都是贫苦的“短衣帮”,这些下层人民,生活上应当也不富裕,甚至还常常潦倒落魄,但说书人所说的“书”却给他们物质生活的暗夜带来了丰富的精神享受,令他们乐此不疲。说书人“叹息日子艰难”,听书人何尝不是这样;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不拖欠听书的制钱。当孑然一身的说书人因病去世之后,给他安葬的,也是这些曾经的听客。由于贫穷,在与说书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除了给说书人提供听书的制钱从而形成固定的主顾关系外,再没有精力与能力给说书人提供额外的帮助了;我们甚至可以断定,有些听书人恐怕还没有说书人经济宽裕。吴文认为说书人是个“被弃”的人,原因在于:

说书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关心他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没有人关心他是否娶妻生子等精神生活,没有人在他生病而且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给他送医送药、嘘寒问暖。他缺少的是社会及其周围人群的关爱与温暖。人们对他唯一的关心,是听他说书取乐而已。

这未免有些强人所难:自身生活尚且难以应对,贫困的听书人还有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去照顾说书人?即便在能够免费听书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主动提供制钱使说书人勉强维持生活,而且还自发安葬说书人,这已经相当难得了。有人不仅对吴文的观点信奉不已,还将说书人死后听书人没有给他提供棺材只让他卷着芦席安葬这一情节作为说书人“被弃”的重要证据,实在是高估了听书人的财力与能力。

所以,师陀写作《说书人》的主要用意绝非吴文所说的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作者的写作用意与作品主题往往存在直接关联,写作用意一旦概括错误,对作品主题的总结也必然谬以千里。

二、《说书人》的主题

《说书人》的主题,吴文是这样概括的:

师陀在《说书人》里的思想是很隐秘的。读者通过说书人悲惨命运的叙事之后,自然会追问:他为什么没有结婚生子?为什么满腹故事(历史与文学方面的学问)却贫痛交加而死无棺木?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归结于他的贫穷;而在实质上,这些问题追问着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人与社会的对立,追问着“他人”的存在是“苦命人”的“地狱”。因此,这篇小说是作者对中国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及其包括腐败的官僚、残暴的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阶级等罪恶势力的控诉与批判。正因为旧社会及其依附的罪恶势力,对说书人为标识符号的贫苦平民百姓进行压迫、剥削、伤害,把他们挤兑到社会的最底层,而使他们处于贫穷、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的境遇之中。

如此观点,成立的基础就是《说书人》的写作目的必须是反映“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而正如笔者在上文的论述,说《说书人》表现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那么,《说书人》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可做如下概括:

《说书人》通过一个不知名姓但给民众带来悠长回味的精神享受的民间艺人潦倒终身直至落魄而死的悲惨遭遇,对以说书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的衰落表现出深深的遗憾与叹惋。作者一再通过渲染说书艺术的巨大魅力来显示民间艺术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社会大潮的冲击下,本应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却无可挽回地趋向没落;说书人最终因贫穷而死,不仅侧面揭示了民间艺术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暗示了民间艺术走向穷途末路的趋势恐怕难以避免。这种趋势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说书人》的主题,那就是:一曲沉痛的民间艺术没落的悼歌。

小说开头就指出说书这一职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这无疑是一种贱业。”但是,这种贱业在“我”眼里却是至高无上的,以至“我”宁愿放弃任何台衔而愿意在志愿书上写下“说书人,一个世人特许的撒谎家”;之后作者不惜笔墨写下了说书艺术在贫苦的岁月里给“我们这些愚昧”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这种享受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熏陶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里,挥之不去:“天下之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难拔去的吗?”

这无疑揭示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精彩的说书内容给贫苦民众带来了忘却苦痛的欢乐,但说书是贱业,说书人地位卑微生活困窘,前来听书的贫苦民众除了不拖欠制钱外,他们也不可能给予说书人额外的物质支持。这必然导致说书艺术的没落,这种没落反过来又促使听客的流失。随着说书人“时常发病”终至死亡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这可从文中“城隍庙早巳改成俱乐部”可以看出),说书艺术也无可避免地寿终正寝。

表面上看,《说书人》仅仅讲述了一个说书艺人的人生经历,其实,他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所有民间艺人悲惨命运的典型。给民众带来多少快乐的民间艺人下场却如此凄惨,巨大的反差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说书人下葬后,师陀有一段对他人生历程的总结:

一点不错,说书人,现在你的确应该带着你的书到地下去了;但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当你支持着你的病体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动过多少人,你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得多么远吗?你也曾想到这一层,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地天地吗?

这就是民间艺术存在的价值。他们不应当被忽视,因为他们触动了人们的情感之弦,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贫苦的物质生活中创造了精神领域的新天地。民间艺术不应当没落下去,因为他们太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冷酷的现实却把他们挤压到社会的拐角苟延残喘直至剥夺了他们的容身之地。说书人死后,师陀有一段非常沉痛的质问:“关于说书人,他既然在世界上没有留下家族,他既然在临死的前几天还必须勉强支持着出去说书,我们还有什么可谈?”是呀,临死的前几天还必须拖着病体去说书,否则就没有生活来源;说书人的贫困加速了他的死亡,连带也把说书艺术带进了坟墓。说书人因贫病而死,说书艺术能不亡吗?“我们还有什么可谈?”正是作者面对说书人的悲惨遭遇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叹啊!

民间艺术的没落带来了什么?师陀在文中没有明说。但是,面对说书人的新坟,面对乱葬岗的层层荒冢,师陀向整个世界叩问:“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截教的瘟废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说书人死了,说书艺术湮没了,人们再也无法获悉评书中的“十字坡…‘小商河”等故事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原本可以在说书艺术的熏陶下变得丰盈的精神世界将会逐渐扩大荒漠化的版图。三个“在哪里”既是对说书人美妙说书情境的呼唤,更是对因说书艺术的湮灭而使后人对先人喜闻乐见的评书形象产生隔膜这一黑暗前景的沉痛质询。在《说书人》的结尾,师陀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其实,“荒凉”的岂止是“小城的城外”,以说书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万马齐喑不都是“荒凉”的吗?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将《说书人》收入“珍爱生命”板块中的“陨落与升华”部分,由此来看,编者应当是理解师陀写作《说书人》的意图的:通过描述以说书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陨落”的现实,意在警醒人们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力求采取措施保护民间艺术,以使民间艺术得以恢复直至“升华”。我想,这应当也是编者的良苦用心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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