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的象征意味不仅体现在面具形式，还以角色的形体动作、装束等形式象征人类某个阶段的生活场景。无论是傩祭仪式活动还是傩戏演出，面具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与民俗含意。在傩文化背景下，面具是神灵的象征和载体，要遵守其约定俗成的清规戒律。如制作面具完毕不能马上投入使用，要先举行开光的宗教仪式，目的是为了赋予木制面具以生命，使它们从木制品演化为神的象征；摆放面具要用专门的箱柜收藏，取用面具之前要有开箱仪式；演出结束后，仍需举行封箱仪式，这些古老而固执的仪式，正是傩戏及其面具所具有的`象征色彩。又如戏曲人物中生、旦、净、丑的面部造型，以五官的变化和装饰来塑造人物性格，将人物性格以剽悍、狰狞、威武、深沉、狂傲、奸诈、滑稽、正直、刚烈、慈祥等造型形态来代替语言功能，使人物一出场就兼具象征意味。通过动态造型的象征和模拟使观众在欣赏剽悍狰狞和细润纤柔之美的同时品味民间艺术之美。

　　2.空间假定性

　　空间假定性是戏曲中常见的一种表演形式。戏曲表演中，由于场景限制，不能随时更换背景，或背景不能充分展示表演所需的场景，频繁更换场景会使观众厌烦，所以设计一系列假定动作来配合假定场景，延展了观众的视觉空间和想象空间，而舞台化的动作加深了表演的真实性和观赏性。木偶戏和皮影戏吸收继承了戏曲的高度假定性这一艺术特色，在空间中虚拟场景，借助表演使观者去想象。如一个圆场可代表千万里路，拿上一根马鞭上下一挥，绕场一周，千万里即可在瞬间完成；一次上下场则象征数十载。这其间场景的转换过程在观者的大脑中已进行了加工和完成，不需要文字或特意表述。而皮影戏中腾云驾雾的场景，只需在人物脚下放一朵祥云便可意会。这种依靠形体的假定动作和引导，使舞台表演的有限空间在人脑中无限拓展和联想，丰富了动态造型的艺术表达。

　　3.逼真性

　　逼真性在民间美术综合造型中是通过模仿人或动物等形象的姿态、造型传达一定的情节和内容，有助于艺术表达的深度。舞台表演常常通过演员的形体动作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木偶和皮影戏中所模仿的人物形象和形体动作同样具有表现力量。他们的整体特点是写意多于写实，幽默多于叙事，夸张与写实融于一体，力求逼真地表现细节。如“脱衣”“喷火”“缩颈”“脱帽”“斟酒”等生活细节，强化人物形象的表演，既真切又夸张有趣。如木偶中人物持一条马鞭在舞台上时缓时急地走动如同骑马在旷野中，常常给观众一种特殊的美感与快感。

　　从木偶发展的历史分析，木偶表演实际是以追求酷似人的表演为目标。自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奴隶殉葬的习俗产生陶俑；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开始出现供人娱乐的乐俑；而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乐俑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三国时代(公元220-280年)出现了技艺精湛、模仿人的歌舞杂技表演的木偶戏———“水转百戏”，它利用水流的力量，使木偶能在水力推动下表演击鼓、吹箫、掷剑、倒立等节目。

　　这种“水转百戏”其实是直接模仿西汉时代由人表演的歌舞、杂技之类的“百戏”。由此可见，木偶表演先是模仿了人的表演动作，然后才随着人戏表演的成熟，采纳人戏的因素而形成独特的木偶戏。

　　民间灯彩有观赏灯彩和表演灯彩之分。表演灯彩中有龙灯、狮子灯，蛇灯、鲤鱼灯、蚌壳灯、跑马灯、茶灯、花篮灯、彩莲船等，主要是配合灯彩的舞蹈、小品，以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欢度元宵佳节。如狮舞，因为常和人们观赏灯彩时同时进行表演，所以往往叫做狮子灯。这是一种以人来扮兽的古老艺术形式。狮舞中一般由两人合作扮作大狮子，一个人钻进狮头里，双手托狮头，另一人藏于其后，两人身上披着用黄麻做毛的布制外套，还有一人扮武士，手持彩球逗引。如今，舞狮的技术和难度大大提高增加了游灯会的看点。狮舞分文狮和武狮两种表演形式，文狮表演着重刻画表情，动作细腻诙谐，以搔痒、舔毛、打滚、抖毛等憨态十足的动作突出表现狮子温驯可爱的拟人神态；武狮表演以武功技巧着重表现其勇猛和威武的性格，动作有跳跃、跌扑、登高、腾转、踩球等表现狮子好动、敏捷的形象特征。文狮和武狮分别从柔和刚两方面模仿狮子的动作，将人类的喜好渗透到狮子的表演造型之中。[3](P53)4.动作性动作是一种肢体语言，利用形体动态来转述内心情绪和个性是民间美术的又一基本特征。木偶和皮影的动作因为都要人工利用线、杆等工具操作，所以在空中所划的动作是十分简单的直线或曲线，而相对于人的表演有些机械。木偶和皮影以高超的技术模仿人物在生活中一定性格所特有的动作时，会借助于戏曲的动作造型加强和弥补这种机械性，来强化观众对角色的判断能力。如皮影中羽毛在空中急速划过，其演出的效果则是狂风吹过的痕迹。通过动作亦能进行细节描写，可以细腻地刻画反面人物做贼心虚、疑神疑鬼、忽惊忽喜等神态，以及正面人物刚直不阿、豪爽英勇等气度。如皮影中人物走来走去则是心神不宁的表现。还可以利用武将头上翎子前后摆动的造型，将其雄姿英发的风貌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