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内核

　　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内核包括两种自然观/哲学观。一种是教育哲学观，另一种是比较哲学观。教育哲学观的发展使人们清楚地认识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因此，“教育-社会”的教育哲学观自然就成为比较教育学学科知识的知识内核的主要成分之一。

　　比较哲学观是人类对认识方法总结和提炼的结果。“比较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对比和鉴别去认识事物。无论是在个人意识和思维发生的初级阶段，还是在人类科学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方法都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0]随着各个学科的纵深发展，人们意识到比较的重要性，并且把比较视作重要的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和哲学观念。于是，19世纪前后，出现了大量的以比较哲学观为知识内核的学科，比如比较文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等。这些学科很快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以致于“这种命名方式在当时的学术界成为一种风尚”[11]。比较教育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比较哲学观的成熟和发展，不仅仅为其他学科的“比较”分支学科提供了支持，也为比较教育学提供了知识内核。

　　（二）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外核

　　比较教育学出现之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相对成熟，为国家/地区之间的教育比较提供了大量前提性的知识，包括概念、定理等。例如，“教育政策的制定以经济和文化为基础”，“教育可以促进或阻碍社会的发展”，“学校是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等等。比较教育学采借和移植这些概念、定理、定律，直接把它们定位在知识内核，并运用它们进行自己的教育研究。由于这些知识是其他学科的'核心知识，因此具有良好的科学性。比较教育学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因为这些知识源于其他学科而遇到太多的问题；反而，这种采借和移植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教育学初期的发展，甚至成为比较教育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三）比较教育学的知识幔层和大气圈

　　比较教育学知识幔层和大气圈的知识来源非常丰富。我们可以把这些来源简单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学科史前的教育比较。不管比较教育史研究者公认的比较教育起源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每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中存在一个前科学时期”。比较教育的史前时期，已经有人尝试进行教育的比较。[12]这数百年的教育比较的尝试工作，此时也早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相关知识。这也为比较教育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游离态知识。

　　第二种是学科产生之后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经验及游记见闻材料。随着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开展，人口国际迁徙的机会越来越多，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他们为比较教育学提供知识幔层和大气圈知识的材料也就越来越多。

　　（四）比较教育学知识结构存在的问题

　　比较教育学大量采借和移植其他学科知识的行为，给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了陷阱和困惑。

　　首先，比较教育学容易陷于盲目采借和移植陷阱。由于比较教育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其研究对象往往都是其他学科没有研究过的，只是采取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而已，所以其他学科的概念、定理、定律很容易为比较教育学建构知识结构所采借和移植。同时，学科史前数百年的教育比较工作积累下来的知识也是建立在其他学科的概念、定理、定律基础上的。因此，比较教育学掉进了这样的陷阱：不管其他学科的概念、定理、定律的视角、学理基础和问题背景，盲目地把它们直接应用到比较教育学的知识结构建构中。比较教育学掉进这个陷阱的主要后果是淡化了自身的国际视角，整个知识结构被其他学科“殖民”；同时，也导致了比较教育学成为各个学科的大杂烩。

　　其次，比较教育学知识结构缺乏稳定性。一门学科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关键是取决于知识内核和外核知识的稳定程度。比较教育学有着丰富和多彩的知识，尽管其很多概念都采借和移植于其他学科，受到其他学科的“殖民”，毕竟它还是拥有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比较教育学的知识结构中知识内核的一些关键概念、定理、定律是直接定位的，缺少了知识从知识大气圈向知识幔层和知识内核的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是知识凝聚、提炼的过程。这个过程使知识变得任何一般的经验事实都不能动摇、证伪和否定[13]，从而确定它在整个学科知识结构中的合理地位；另一方面，这是学术共同体对某个概念形成共识和形成共同学术观念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缺乏这个过程，知识在学科知识结构中就难以获得稳固的地位，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学术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出现阻碍也直接导致了知识结构的不稳定，使得整个知识结构缺乏基础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