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教育学学科地位发生变化

　　公共教育学是教师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也是必修课程，是学生打好教育学基础，走向教师岗位的`第一步，在教师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生对于教育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一直不高，学习态度也不十分积极，导致学生并不十分喜欢或是待见教育学课程，而隶属于教育学课程体系的公共教育学也难免受到这样的对待，并且公共教育学还是属于公共课程之一，公共基础课的地位与专业课的地位是大不相同的，学生在对待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上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很多学生在上公共基础课时多是抱着得过且过和凑学分的心态来的，旷课、迟到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公共教育学的课程地位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自然会直接影响公共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2.公共教育学教材不符合教师和学生需求

　　公共教育学是教师教育中的基础课程，其教材中所传达的教育学知识应该是能够引起教师和学生共鸣，能够让教师将书本上的知识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传授给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切实学习到有关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目前高师院校中所使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虽然在内容知识上非常丰富，但知识面过于宏观和空洞难以和教师自身教学经验结合起来，教师在进行公共教育学讲授时难以依靠自身经验来进行讲解，只能是照搬书本，而书本上的知识过于宏大，理论性说明太多，学生难以自己理解消化，这就导致学生只能依靠死记硬背来记住教材上的知识点，难以真正被学生理解内化和运用，那么公共教育学的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也就无法完成。

教育学论文5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