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