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思想界，论者多从制度层面着眼，强调“现代人的自由”，或用伯林的表述即“消极自由”的重要性。这极为必要，且在一个相当深刻的层面上，切合了时代走向。但考诸现实，我们亦可发现，因为缺乏相应的政治自由，中国人所能享有的“现代人的自由”，范围相当有限且极为脆弱。在一个由政府鼓励消费的环境中，这份有限的自由，不时窄化为购物的自由。而自由的精神亦沦为物欲意识；不得不说，在此基础之上，建不成一个自由的社会。刘莘在《现代性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与中国语境》一文中指出：“物欲意识并不会以颠覆意识形态为目的并把自己看作胜利者，因为它既不关心意识形态也不关心意识形态欲以实现的社会整合。这样的物欲意识是一切严肃意识的调侃者或解构者，所以它既是意识形态的他者也是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公民精神的他者。”由此，我们或可说，自由的保障在于我们兼有这两种自由，而如果我们只享有其中之一种，则这一半的自由，亦可能随时丧失。其实，贡斯当本人在提出这一划分时，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溺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正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

　　中国之所以要走向一个有尊严的公民社会，在于尊严是一个基本的善，没有尊严的生活，即丧失意义的生活。在严格的意义上，这样的生活不值得一过，罗尔斯说：“失败的挫折和自我怀疑也使我们的努力难以为继。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自尊是一个基本善。没有自尊，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或者即使有些事值得去做，我们也缺乏追求它们的意志。所有的欲望和活动就变得虚无缥缈，我们就将陷入冷漠和犬儒主义。”在较为开放的现代社会，人们不可能长时间地忍受没有尊严的生活。而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途中，应有与此相配的公民精神。健全的公民精神之核心，即在于对此两种自由的维护。

　　在一个不善的环境中，公民不服从是维护两种自由的正当行为。而且，即使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公民的和谐生活，责任也不在公民不服从者那里。罗尔斯对此指出：“如果正当的公民不服从看上去威胁了公民的和谐生活，那么责任不在抗议者那里，而在那些滥用权威和权力的人身上，那些滥用恰恰证明了这种反抗的合法性。因为，为了维持明显不正义的制度而运用国家强制机器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法的力量形式；人们在适当的时候有权反抗它。”我们可以看出，公民不服从在罗尔斯那里，类似于洛克意义上的抵抗权。但我们说政治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意味着在一个转型社会中，这一自由有其正面价值，而且在转型成功的社会，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正当的道德要求，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所带来的，不是一种以恶抗恶的仇恨与破坏，而是一种基于自由的表达和守护，并遵从一种真正的法律精神。如果我们将此公民精神，与意识形态做一比较，即可看出明显的差异。关于此点，刘莘在上引论文中指出：“……公民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比它与物欲意识的区别要丰富得多：前者基于自由，后者基于对自由的限制；前者鼓励自我批判并欢迎他者的批判，后者限制自我批判并排斥他者的批判；前者认为普遍法权高于任何主义，后者认为某种主义高于普遍法权；前者追问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根据及内容，后者规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基础；前者通过追求社会基本结构的全面法权而实现自身，后者通过维系新旧内容的统一而捆绑自身。”简而言之，公民精神是一种开放的现代精神，而意识形态则带有极强的封闭性。

　　罗尔斯有言：“政治哲学的重点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沿着这一思路，中国政治哲学的任务即在于，为中国公民社会的诞生、运行和保持提供理论辩护，且在此过程中，为持有不同主张的公民进行公共对话提供平台，使他们能以理性沟通的方式，了解彼此的生活计划及政治诉求，从而为共建一个良序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