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在农耕民族所里王朝强盛时期，两者关系呈现如下特点：政治上，相互对立，战争偶发；经济上，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将往频繁；文化上，相会吸引、相会融合。

　　(1)政治上，相互对立，战争偶发

　　在中原农耕民族所建立的农耕王朝处于强盛时期，往往南北形成一种南北对立的局面。然而，这种对立之中，农耕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经济、军事实力是日益强大，拥有先进的政治体制。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多处于奴隶社会，政治体制较之较差。南方农耕王朝为了维持这种优势，在政治手段上也会采取相对积极的政策。这使得二者政治关系上有以下几个表现：战争、和亲、册封、修筑长城。

　　南方农耕民族在自己势力强盛时期，往往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积极的政策，进行积极进攻，以争取各方面的主动，比如在汉武帝时期，派卫青、霍去病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得匈奴远遁西迁。在隋唐时期，中原农耕王朝趁突厥分裂之际，亦通过战争的形式将突厥势力征服，使之称臣。明代，明成祖朱棣更是多次亲征蒙古。这些战争，都是农耕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定采取的一种积极的进攻策略，当然，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农耕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在主动进攻取胜之后，亦会对游牧民族采取一些统治策略，进行安抚统治，比如册封、和亲等形式，均经常使用。在唐开元时期，便对北方游牧民族――回鹘进行册封，封骨力裴罗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简称怀仁可汗。自此之后，有12名可汗曾13次接受了唐王室封号。除了册封之外，中原王朝还往往将宗室女以公主身份嫁给北方游牧王朝单于首领。比如，昭君出塞，唐室公主与回鹘的和亲等等，这种和亲在双方政治关系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为了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南方农耕民族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往往修筑长城，以防止其进攻。比如，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相继又有汉长城、明长城的修建，以维护其边疆的稳定。

　　(2)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在农耕民族强盛时期，两种民族经济类型间互补关系是该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地产品以交换为主的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产品交换的发生是相当早的。就产品交换的基本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即历史上的朝贡、互市。

　　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就在于获得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赏赐，因此，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的实现形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朝贡关系主要是指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地方之间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周边各民族的朝贡一般都会得到大致上价值相当的中原王朝的赏赐。在历史上，这种贡与赐的关系格局，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友好关系的存在与发展。二者间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系或联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贡赐关系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二者间必然的臣服关系，如唐王朝与吐蕃间的关系就如此，虽然存在着贡赐关系，但是二者间并没有臣服关系，二者间基本上是一种平等的友好关系。当然，贡赐关系中也确实存在有臣服关系，如唐王朝与当时的西域各国、北方回鹘等的关系就如此。这也是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间建立互补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这种贡赐关系，古代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游牧民族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各自经济文化类型的不足之处，即农耕经济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突破，而游牧畜牧业经济的非自足性则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弥补。

　　互市贸易是古代中原王朝许可的一种与边疆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形式，有“互市”、“关市”、“官市”、“交市”、“马市”、“茶市”、“茶马互市”、“绢马互市”、“木市”等称呼。这种由官方许可的经济交流形式的产生可能很早，但是，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互市大概是西汉对匈奴的“关市”，史载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夏，汉遣公主嫁单于，通关市，给遗匈奴，如故约”。明王朝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间的互市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状态，在西北西南和南方的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茶马司”。开设“马市”、“木市”与蒙古族、女真族进行互市贸易，设立茶市与藏族及西北各民族进行互市贸易。由于互市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它对促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