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说，地方的城市法规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对于大多数法规来说，仍然没有明确关于单体建筑周边环境的条目，对于环境的保护仍然限制在历史街区和风貌区。如《苏州市古建筑保护条例》中，虽然保护对象是“控制保护建筑”，但有关周边环境的内容同样没有脱离“历史区域”的范围。其次是，有关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生产要素的保护仍然鲜有提及。同时，对保护区域的划定并不明确，缺少具体的范围和尺度限定。

　　3. 相关法律法规在遗产周边环境问题上的不足和建议

　　就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现状来看，存在问题颇多。以下是作者在总体控制的概念上总结的几点共性以及提出的建议。

　　3.1、缺少专项法律或明确针对环境问题的法律

　　缺少关于建筑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专项法律或着重环境方面的法律。虽然我国早早地形成了以历史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三个级别的保护概念体系，但是与国外相比却很少有明确针对建筑遗产周边环境，特别是近现代建筑遗产周边环境的专项法律条目，在相关遗产保护法规中短短的几条规定无法对诸多问题和指令面面俱到。相对于法国在 1943 年就颁布了《纪念物周边环境法》，我国直到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遗产环境保护法规。

　　只是在某些法律的条文中单纯以“历史文化街区”“旧城风貌区”的环境保护等字眼一带而过，具体的环境问题只提到了相关建设控制区的建设以及污染的治理和处罚。这种以文物保护单位主体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今天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中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弊端。大量历史风貌区由于没有法律的保护而被拆除或破坏，或者被开发成一座座的“孤屋”，而失去了周边环境的建筑遗产就变得毫无意义。

　　这些相关周边环境保护工作的缺失与缺少专项法律支撑有直接的关系。

　　现有法律条文中对于遗产环境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如《文物保护法》中第18条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这条规定虽然对建设控制地带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具体的量化规定，建设控制地带到底有多大，相邻建筑是改建还是拆除，都主要由地方政府做出最终决定，浮动性过大。相对于英国和法国有关建筑遗产周边环境规定的遗产本体周围 500 米半径自动生成，并严格控制建设，我国的法律条文在可操作性上相对较差。

　　3.2、运用缺乏灵活性

　　我国大多数关于建筑遗产周边环境的法律在实际运用中缺乏灵活性。目前我国建筑遗产的周边环境仍然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规划和建筑规范，大到建筑密度、容积率，小到日照、消防。这些有时会对建筑遗产周边环境的空间格局造成破坏，甚至影响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

　　比如，有些传统的街巷、胡同就因为无法满足当前关于消防通道的宽度而被迫拆除或拓宽。

　　其实，在这些问题上应该适当的灵活一些，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规划政策制定上都有明确条例，即在历史城区内，可以灵活调整土地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等规划指标。

　　已有部分城市的法规中针对了这一点。例如，《天津市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中规定：“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消防设施、通道，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予以完善、疏通；确实无法达到现行消防技术规范的，应当由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公安消防机构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措施。”但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仍然不算完善。

　　3.3、缺少对国情和现状的调查分析

　　对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而言，其制定和修改往往源自自身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例如，欧洲建筑遗产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可能源自战争对教堂等历史建筑的破坏，而法国在建筑遗产周边环境保护中关注对“景观地”的保护则来自工业革命的污染。日本起步相对较晚，由遗产本体的保护发展到对古都和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再发展至历史街区。这些同样值得我们去借鉴。目前我国对遗产环境的认定和保护虽然有所涉及类似的层次，但似乎较多的是学自国外的经历，缺少针对本国国情的逐步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