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必然使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伦理凸现在哲学思维中。先秦哲学的思想萌芽产生于春秋战国君主制度时期。当时旧的奴隶制趋于瓦解,新的封建制尚未完全建成,新旧矛盾激化,生活剧烈动荡。哲学家们首先遇到和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为世俗政治服务并求得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因而与欧洲哲学不同,先秦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和重心是以人为核心的关于人伦、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稳定等问题。它没有侧重于对自然物属性的探索,也没有以回答“精神和自然界何者第一性”为立足点,而是围绕构建理想的、为统治者服务的社会规范和协调人事关系。这是一种以主客体一致为基点,以强化内在约束和内在自觉为主格调,寄托于主体修养和国家治理实践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伦理哲学。这从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可以得到证明。

　　上述环境特点和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源头哲学不同于西方源头哲学对自然物知识追求的范式,而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务实性和强烈的主体价值取向。正由于此,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梁启超、冯友兰等人都深刻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哲学以研究人和社会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为人之道。

　　二．中西方哲学在天、人方面的对比

　　2.1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属于封闭性的大陆型农业文化形态，地值温带，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广大农民“靠天吃饭”，对大自然有亲近、依赖之感。这种状况孕育出的哲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谓“顺乎夭而应乎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一以贯通，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而是泛爱万物。因此中国哲学富有人情味，赋予万物以情，寻求人与自然的沟通。庄子写《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孟子更认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也是因为“天人相参”。儒家的道德原则也顺应于天。程朱由“天理”指向“人性”，有“性即理”的论断。陆王则由人性推向天理，有“心即理”的主张。议论虽殊，取舍不同而已。“天”与“人”相应的观点如出一辙。

　　即然天人合一，故研究天道可以求诸内心“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不必追究超越于人世的自然之夫或神灵之夭。又由于天人合一，个人与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人的个体性情消融于自然、社会群体之中。因此，中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没有明确分开，作为各门科学之概括和总结的哲学，系统地说就是“人学”也就是做人和治人之学。

　　中国哲学重在人生哲学和伦理学，天人合一从根本上说，乃是探求“生命之道”，“人生之道”。在孔子看来，“仁”为人道，亦为天道。在孟子看来，天道与人道统一，其本为善。儒家之天实为道德伦理之天。中国哲学之目标在于确立一种内求内立的人生观，在于建立内在的道德自我，比如大学里的“八条目”，以修身为中心，上溯至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下推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②]

　　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个性，也造成了中国哲学与诗的互相结合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几乎同时都是文学著作，哲学家大都同时是文学家和诗人。天人合一本是一种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合的诗意境界，是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诗意境界的一种陈述或理性表达。最明显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最终归于自然之界。儒家的义理之论也是对诗意境界的一种追求。由于儒家赋予“天”以封建道德的含义，从而把封建的“天理”变成一种自发的内心追求。因此儒家哲学的诗意往往寓于道德教诲的内容之中。

　　2.2西方的天人相分思想

　　与此不同，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文明诞生于东地中海一带的岛屿和岸边，那里多石少土，土地贫痔，植被不丰，大自然没能给人提供丰厚的农耕条件，却提出了与惊涛骇浪打交道的要求。许多希腊人以采矿、捕鱼、经商和海运为业。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对人来说，大自然是需待驾驭，需待征服的对立物，知识十分重要。“知识就是美德”，“知识就是力量”。哲学便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一词在希腊文原义就是“爱知”，即对知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