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人相分，西方哲学从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心物并立、人神并立、主体与客体并立、神权与人权并立、自然观与人生观并立，理性与非理性并立、事实与价值并立、自由与必然并立，等等。正是在西方哲学的这么多二元并立的基础上，恩格斯总结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这样的二元格局中，不同背景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有侧重，甚至走到极端，因而形成西方哲学史上的派别对立。如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对立，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对立，现代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作为这样的二元格局的反映，在西方学者自身的思想中，往往出现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明显的矛盾，如古代有些宗教职业者能提出先进的自然科学的见解，现代许多在自然上笃信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包括不少科学的巨人)在社会历史领域却保持唯心主义的观点。也由于这二元并立不能协调，作为其中一个原因，导致目前西方的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等。

　　西方哲学的重点则不同，由于天人相分，就要分别研究自然本体和人的认识。在古代，本体论为主干，到近代，认识论为中心。因为人的认识是向外探索，大自然无限广大，无穷发展，最终不可尽知。这就需要幻想出一个居住在彼岸世界的最高的上帝作为世界的本原、认识的绝对依据，一切变化的第一因、一切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宗教神学一直在西方有着广大的市场。西方哲学也研究人。什么是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不一而足。总之，要揭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跟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和中国哲学相反，西方哲学由于天人相分，所以与诗分离。柏拉图把诗人逐出哲学之外。最早的希腊哲学家都不是文学家，而是自然科学家。如泰勒斯善于观测天文，毕达哥拉斯是著名数学家，恩培多克勒是希腊医学的始祖。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近代、现代的西方大哲学家，大多数同时又是大科学家，如培根、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罗素等。

　　中西方哲学内容的不同，就决定了他们的哲学方法不同。中国哲学的方法是对整体的直

　　觉、体验、领会。讲求顿悟、体验、修身、养性、践履。西方哲学论述间题则要求分门别类，注重逻辑分析。从某种前提(或是天赋的理性，或是感觉到的经验材料)出发，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思考，从已知推未知，得出确切的结论。西学的逻辑学比中国发达，很早就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之，中西方哲学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但是，总的说来，并无优劣之分，高下之别，可以相互借鉴，彼此补充，扬长避短，融汇贯通。

　　三．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异性

　　虽然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存在着诸多一致之处,但是毕竟二者是根植于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致使双方在保有一致的同时,又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理论距离。

　　3.1实证与抽象———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存在着差异,除了受自身成长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之外,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因。从总体来讲,中方坚持的是一条实证式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则秉承的是抽象(即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

　　对实证方法的运用,中国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最早是由墨家肇始的。在墨家的理论中,“兼相爱,交相利”的理论主旨就是来自于对实际“经验”的总结。墨家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主要源自于“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的社会现实。墨家认为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③]。

　　先秦之后,这种实证式的思维方式,在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叶适提出“崇义以养利”的义利观。他认为“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杀,以力自雄,盖其常势,虽炎黄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尧舜以身为德,感化而化物,远近不变,功成治定,择贤退处,不为己有,而忠信礼让之俗成矣。夫先人后己,徙义远利,必出于心之自然而明于理之可悖”。这样,通过对一个野蛮时代的描述,叶适认为“利”与“义”并不是相互分离,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