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研究应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接近原来形态地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的实践磨练，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这就涉及学术发现和理论成果的表述问题，科学严谨的表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还有利于国内外同行之间沟通和理解的达成。在此问题上，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体系，来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也不能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和夺取政治理论的话语权为由，空泛地论说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作为专业的政治学研究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应是秉持科学理性的原则，运用符合政治学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对来源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本的信息进行相应的解读和转换，以达到认识和理解政治现实，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目的。因此，中国政治理论体系的特色应该自然地体现在运用规范学术语言所概括出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条件和实践内容的特点上，而不是理论和语言本身的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否则，徒有构建中国话语的美好愿望和理论想象。此外，我们也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外政治科学，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没有离开世界。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个性、特殊性，也有共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更没有自我陶醉的理由。吸收国外政治科学的有益营养，掌握和借鉴国外政治科学的观念工具，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对话，促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广袤而肥沃的研究土壤和极具挑战的研究课题。政治学研究的层次与视野同时过于广阔的研究空间也不免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对此，我以为，我们不妨从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从全面观察和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事实入手，进而探索其中的经验与规律，逐步深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增进相关的知识积累，促进学科的发展。这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