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的发生机制。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整个20世纪的 100年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社会出现了三大全球性问题，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和不断深化，使得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口消费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以及资源性产品供给紧约束之间的困境和矛盾日趋严重和尖锐。 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源于其自身的“需要”。“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2]。

　　需要是产生一切消费行为的原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要表现为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是消费者对消费品和劳务的购买需求。因此，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而市场需求，首先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人的物质欲望满足是以生存需要为基础和前提。人们的劳动时间主要用于获取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自给自足的经济性质决定了资源的开发者(或生产者)就是消费者，直接从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并根据其需要数量的多寡直接决定资源的开发强度和规模。因此，此时的总需要就是资源开发强度的界限，并且可以直接反馈到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们的消费需要基本停留在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层面上，故其总需求的数量或规模非常有限，且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强度和数量仅与人口数量的多少高度相关。

　　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分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分离，而这对资源开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引导企业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正是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变化，亦即直接参与自然资源开发的不再是消费者，而是企业。显然，企业开发资源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其自身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通过市场反映出的居民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实现才是资源开发的基础和诱因。经济系统的供求机制成为影响资源开发强度和规模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不仅仅局限于生理需要的满足，而是更多地受制于社会、文化、伦理、个人心理等因素，表现为人的高层次的需要满足。例如，基于出行快捷、时尚前卫、心理满足、消费分层、社会等级等诸多因素的考虑，“消费者阶层”往往选择私人轿车、飞机等出行工具，其所耗能量是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3]，这种消费决策的改变也使得资源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发生了变化。据测算，自行车不会引起生态损害，城市公交车每人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8.4%，电车是小汽车的3.4%——4%，地铁是小汽车的5%，乘飞机和公共汽车只需用喷气式飞机能量的 1/10，私人飞机能量的 1/27。在当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更高层次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追求，必然会强烈激发企业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非理性冲动。可见，具有消费决策权的消费者，选择何种形式的消费方式和模式对于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技术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如果没有健康文明、科学合理消费观的引导和消费模式的改善，仅仅通过市场反映出的居民的不合理消费需求，进而推动企业粗放式开发资源的实现机制，必然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

　　三、改善居民消费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人类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具有全球性、代际性等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提高人类的消费质量和福利水平。我国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显然，生态文明社会对居民消费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亦即不仅要把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打造成生态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消费模式置于生态文明之中，构建生态文明消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