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词与物》的“序言”中，福柯的异托邦只是一种打乱西方文化认识型中的词对物构序的异域和外部，它破坏了词语构序的共同场所，解构了建构有序性的句法结构。异托邦即是现实中存在的祛序。不过，那时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显然还没有上升为一个方法论范式。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章节二
1967年3月14日，福柯在法国建筑研究会上作了题为“他性空间”（Desespacesautres）的讲演。[2]
正是在这一演讲中，福柯系统阐述了他关于异托邦的全新看法。这一次，他还是从乌托邦为反向参照开始自己对异托邦的精心设定。依他的解释，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lieuréel）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inversée）类似的总的关系（rapportgénéral）的地方。这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irréels）空间。[2]
这是对的。乌托邦总是某种针对现实存在中并不存在的美好的理想悬设，有如中国的“大同世界”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有之乡”。乌托邦总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光亮彼岸世界的引领。福柯认为，异托邦则与乌托邦不同，异托邦不是彼岸世界，它就客观存在于此岸的某处，异托邦恰恰是有真实地点和空间存在的场所，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一些真实的场所（deslieuxréels）———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contre—emplacements）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实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2]显然，与《词与物》中的异托邦概念相比，福柯在这里已经在生成一种新的批判性构境范式，异托邦被界定为与没有真实场所的乌托邦相反的现实存在的东西，但这些真实存在却时时通过自己的存在反对和消解现实，甚至说，异托邦就是现实的颠倒性存在，对现实形成危险的一种他性空间（espacesautres）。这里有一个典型的福柯自己的例子，即美国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对于“同志”的他来讲，这种他性空间中的实存正是建构了一种反抗现实异性恋体制的“异托邦”（heterotopia）。
福柯于1975年首次造访旧金山海湾区（BayArea），他本是去柏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但他的同性恋同事们很快就把他带到旧金山的卡斯特罗街和佛索姆区。此后，福柯在1979年、1980年和1983年春重返加利福尼亚，通常都是白天在柏克利活动，晚上去旧金山过夜。在这个反对现实的异托邦狂欢中，福柯的代价是染上了致命的艾滋病毒。
为了进一步说明异托邦与乌托邦的异质性，福柯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即介于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的双重性关系建构的镜像空间。福柯说：镜子（miroir）毕竟是一个乌托邦（utopie），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unlieusanslieu）。在镜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却没有我，在一个事实上展现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实的空间（espaceirréel）中，我在我没有在的`那边，一种阴影给我带来了自己的可见性，使我能够在那边看到我自己，而我并非在那边：镜子的乌托邦。但是在镜子确实存在（existeréellement）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retour）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他性的（l？autre）虚拟的空间（espacevirtuel）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reconstituer）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2]
这是福柯关于异托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说明，并且，此处的阐释显然借用了拉康的镜像理论中的小他者I（a1）的投射关系。在与福柯的关系中，自然是拉康影响了福柯。在1953年前后，福柯几乎每周都去参加拉康在圣安娜医院举办的研讨会。在拉康的镜像说中，当6到18个月大的幼儿（尚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碎裂身体）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统一影像时，即产生了一种完形的格式塔图景。这个完形的本质是想象性的认同关系，并且这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另一个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另一个影像。乍一开始，“它的对方”就变成了它的影像———幻象。旋即，他将这图景误认为是自己，此时发生的恰恰是弗洛伊德所讲的那个自恋阶段中自居（认同）关系的幻象化，在拉康的语境中，它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误指（méconnaissance）关系。[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