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为一点，《水浒传》以事见人，已如前所说，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刻画人物形象。仅以武松为例，叙述景阳冈打虎的事件，夸张地显示他有回天倒日之力;以“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事件，反映其除恶务尽的信念，“一饭之德必偿，旺毗之怨必报”的个性;以“十字坡遇张青”之事，重在表现其“识性明悟”的特点:以“威镇安平镇”之事，展示其负能使气的个性特征，以“夜走娱蛤岭”之事，表现其除强扶弱的气概;以“醉打孔亮”之事，反映其“吃软不吃硬”的个性等等。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性格多重化与复杂化的武松形象，被塑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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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优越之处，在于能够“因文生事”，充分发挥想象力，“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劣势，在于“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这虽然只是严格区分“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写法，其实，也约略说明《水浒传》对《史记》的，即有继承，又有创新。正因如此，武松等好汉的事迹被描绘得异常生动，他们的名字有口皆碑。

    善于描写战争的经典著作首推《左传》。它不独描写的大大小小战争的次数多得惊人，而且注重描写战争的起源、酝酿过程、双方的作战部署或策略以及胜负原因之所在等。它只略写交战的场面，即使对“五大战役”的战斗场景描写，也只是三言两语。描写战争与之相媲美的《史记》，既描写战前双方的动态、战争的因果关系等，也摄取了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其中，它对交战的场景并不进行求全求备式的铺张描写，对拒鹿之战的场面描写，也仅用了一两段精彩的文字。

    一方面，《水浒传》继承、借鉴《左传》、《史记》的优良创作传统，善于描写厮杀、争战之事。小到两人的格斗，大到千军万马的交火，无不挫于篇幅之内。全书描写梁山好汉参与或发起的规模不等，性质不同的格斗、战争数十次，诸如大闹史家村、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风雪山神庙、智取生辰纲、单打二龙山飞双夺宝珠寺、水寨大并火、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智杀裴如海、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打青州、闹西岳华山、芒场山降魔、月夜赚关胜、雪天擒索超、智取大名府、降水火二将、夜打曾头市、打东平府、打东昌府、两赢童贯、三败高球、破大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等。尤其前}o回，作者将一些格斗、战争写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使故事情节变得曲折离奇，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是更希望引起读者的深思。一些描写至少表明:好汉们是代表正义力量进行格斗的，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邪恶势力终将受到惩罚，善良的人们是不可欺辱的，他们的冤屈理应得到昭雪。一些描写表明:好汉们有时由互相较量到情投意合，即化干戈为玉帛、自有其主、客观缘由的。某些描写还表明:好汉们所发动的战争、一般属于正义战争，加之吴用等好汉灵活运用一些战略战术，包括古代的军事思想、原则，因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量描写或注重揭示战争发生的原因，双方胜败的因果关系;或预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交待战争的准备过程;或显示战争的主导一方的意图及获得的效益等等，都给读者以回味的余地。

    另一方面，《水浒传》对《左传》、《史记》描写战争的方法有所突破。有时全方位地勾勒交战前后的各种场面，大肆铺叙厮杀的情景。仅以“智取大名府”为例，作者似立于天外，俯视双方战局，洞察战争的全部进程。按金圣叹的说法，作者足以匹敌怀有“绝异非尝”之口技者，尤其能维妙维肖地讲述在同一时间或同一空间发生的各种战况。首先镜头对准我方:吴用与宋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先后派出时迁等十二拨好汉化装人城。镜头同时对准敌方: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也对元宵放灯、巡逻、警备等事宜一一做出安排。镜头再转到我方:依次派出正面进攻的八路军马。镜头一摇，又是十二拨好汉，三三两两地暗暗相会于城内各个据点，大家做好投人战斗的后期准备工作，浓烈的火味扑鼻而来。镜头几经调转，鼓打二更，时迁火烧翠云楼，北京之战全面打响。镜头又辐射式地摄取壮观的战斗场面，即以梁中书等惊慌地四处逃窜为线索，将整个战局暴露在读者面前:十二拨好汉几乎一齐发作，如十二把锋利的尖刀、搅动着北京的心脏地带。八路军也几乎同时上阵，拦截追杀，来势凶猛，如伸人瓮中抓鳖的一只只神奇的手。俄顷，战斗基本结束。然而，镜头同时摄取的场景更多;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被杀;王太守一家老小被杀;卢俊义、石秀被放出大牢;李固、贾氏几乎同时被捉。最后，镜头一摇，天色大明，在城外会合的梁中书、李成、闻达等遭到我方的伏击，三人撞破重围，才成为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