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梁漱溟从中国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的方法、中国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的目的等方面与西方哲学比较，来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质。

　　（一）中国哲学的问题：内在的生命

　　梁漱溟认为中国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问题与西洋、印度全然不同。古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围绕着对于宇宙本体的追究，他们理解的本体是呆板的静体。中国古人对诸如宇宙本体这样呆板静体的问题一般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多是关注运动、变化的事物——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之所以走向“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第一路向的人生态度使哲学与科学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这使西方哲学容易丧失自身的独特性，模糊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中国人持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认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一、极端、不调和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相对、平衡、调和的，他们感兴趣的是宇宙的变化流行，因而着眼于内在生命。

　　直到今天，许多人都基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哲学主要是探究宇宙本体是什么的问题。依据这种哲学观，有些人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更多的人常常用西方哲学的问题硬套中国古人的思想，或者随意裁剪中国古人的思想。如，冯友兰与熊十力对古代中国哲学所讲的“良知”的认识就有很大的不同。冯友兰认为良知是个假定，而熊十力则认为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一个呈现，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牟宗三认为，这一分歧在于冯、熊二人对“存在”的认识根本不同，冯友兰对“存在”的认识停在经验层、知识层上；熊十力所理解的存在（良知）是内在的生命存在。古人所言的良知是生命的学问，而不是西方“自然”的学问。从“生命的学问”角度看，良知永远不能客体化，不能对象化，因为良知是内在的生命。只有把主体恢复为主体，把人恢复为人，良知之“明”才会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将牟宗三对良知的理解看成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的当代回响。梁漱溟说，西方哲学“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⑴181人们通过西方哲学无法得到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确证。在梁漱溟看来，哲学以人生态度为中心，对人、人的生命的关切应该贯穿哲学的始终。中国哲学始终以生命为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最为根本的学问。

　　（二）中国哲学的方法：直觉与生命的学问相应，中国哲学的方法是直觉。

　　梁漱溟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生命”，是绵延，宇宙现象则在生活中显现，为感觉与理智所认识。理智适应于研究客观、静体的自然。而要认识宇宙的本体——生命，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有生活的直觉才行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直觉；理智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⑴146直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对事物的认知不再停留在现象上，而深入到生命中去，认识的不再是生命的局部，而是生命的全部。这时生命便是浑融而完整的，没有主观、客观的二分。直觉所得不能借助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语言文字只是理智的形式。形而上学研究的是运动变化的生命，所以讲形而上学要用流动的观念而不能用明晰的固定的概念，概念只能诠释现象。

　　梁漱溟是现代哲学家中“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为了强调中西哲学的不同，梁漱溟把直觉与理智对立起来，更多地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在中西学术的比较中，梁漱溟已经指出：“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他是主观的意见而已。”⑴35这里所说的“玄学的方法”就是他倡导的直觉。同时，梁漱溟也认为更新的中国哲学必须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先要进行知识的研究，所谓科学方法恰恰正是他所否定的理智。这就导致了梁漱溟认识上的自相矛盾。

　　梁漱溟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矛盾。直觉固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但中国哲学要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就不能停留在直觉的方法，而必须探明直觉所特有的逻辑。他说直觉也只能认识那些观念（阴阳等）而已，他并不会演出那些道理来，这盖必有其特殊逻辑，才能讲明以前所成的玄学而可以继续研究。……不过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个方法如果弄不出来，则中国一切学术之得失利弊，就看不分明而终于无法讲求。我们又相信除非中国文明无一丝一毫之价值而已，苟犹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多少有其价值，则为此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只待有心人去弄出来罢了。此非常之大业，国人不可不勉。”这里，梁漱溟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方法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