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以仁义为治。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现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如何使水载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二是求谏兼听的君道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

　　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