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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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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

  三是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鄙》)

  内容简介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品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创作背景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

  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作者简介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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