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滞后论”不能解释政策调整后单独二孩生育数不多这一现象的全部。许多符合政策生育二孩条件的夫妇放弃生育是政策调整后单独二孩堆积不严重的重要原因，有三个事实可以佐证这一点：第一，政策调整后对湖北省单独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表明，只有21.51%的人明确表示要生育第二个孩子,说明单独夫妇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并不高。第二，双独夫妇生育二孩的比例不高。按照政策规定，我国大多数省市区一直以来允许双独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不存在“滞后”问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区，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双独夫妇所占比重并不高。以安徽省为例，2014年，安徽全省生育二孩的双独夫妇只有1225对，占全部育龄双独夫妇的比重仅1.54%.第三，申请二孩生育的单独夫妇数量在政策调整后并没有出现“井喷现象”.如果说生育可以滞后，但对二胎生育的申请是没有理由滞后的。按理说，在生育意愿被多年抑制之后，政策调整初期应该是申请生育二孩的爆发期，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仍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2014年1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1-3月，二孩生育的申请数迅速增加，但5月份比3-4月的申请数已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此后每月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数变化不大，多在2500人上下波动(见图1).2014年申请生育二孩的单独夫妇占育龄单独夫妇总数的比重只有7%.即使所有申请二孩的单独夫妇都在10个月后生育孩子(不考虑不孕不育和不能很快怀孕等情况，这是一种上限估算)，2015年安徽省单独二孩生育数也只有3-3.5万人左右，比政策调整前预测数量减少约35%-45%.按此推算，2015年安徽省单独二孩出生数占出生总数的比重大约只有3.6%-4.2%.如果单独二孩出生性别比保持2014年的水平不变，2015年单独二孩生育将导致全部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0.86-1个点。【5】

　　二是“羊年论”.一些人将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堆积并不明显的现象归因于2015年是“羊年”,是很多人认为羊年生育孩子不好，回避羊年生育。言下之意是单独二孩生育在2016年会有较大的反弹。中国人真的回避在羊年生育孩子吗?

　　我们不妨对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的人口数进行分析，看看羊年出生人口数是否明显少于相邻年份出生人口数(见图2).【6】

　　分析发现，在2010年普查的0-100岁人口中，出生年份属于羊年的有8个年份，分别是2003年、1991年、1979年、1967年、1955年、1943年、1931年、1919年。在这8个年份出生的人口中，有3个年份(2003年、1967年、1931年)出生人数低于相邻两个年份出生人口数，有4个年份(1943年、1919年、1991年、1955年)出生人口数处于相邻两个年份出生人口数之间，有1个年份(1979年)出生人口数高于相邻两个年份出生人口数。在所有这些年份中，除了1967年这个羊年出生人口低于相邻年份出生人口较为明显外，其他7个羊年出生人口数与相邻年份出生人口数差别并不大。表明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人并没有刻意回避羊年生育。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国人在当今比过去更加迷信。

　　三是“观望论”.该观点持有者认为在生育政策调整后，许多符合新政策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还在观望之中，没有急于生育。这种观点持有者并没有解释单独夫妇为什么观望和观望什么。

　　人的“观望期”是1年或者2年，而且在1-2年的观望期过后就会生育孩子。

　　综上所述，单独二孩生育“遇冷”(指低于预期生育数)可能是一个持续的现象，该现象的持续也就预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甚微也将是一个持续的现象。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如果单独二孩政策持续，单独二孩规模和比重也会随之增加。这是因为：第一，从2015年开始，生育“滞后期”结束，单独二孩生育数会有一定的增加;第二，随着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的增加，单独家庭规模和比重都会随时间逐渐增加，相应的单独二孩生育数也会增加。单独二孩生育数的增加及其所占比重的增大，会使得其对全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有所增加。

　　四、本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尽管从目前来看单独二孩政策对全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很小，但上述分析对人口计生部门控制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无助于降低出生性别比，在一些地方甚至相反。这就要求计生部门放弃“单独二孩政策有利于降低出生性别比”的不正确的观点，实实在在地投入精力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