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发表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然观上的差异问题被作为专门问题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很多理论家特别喜欢用马克思哲学来反对由恩格斯和列宁光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④,直接导致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与争论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存在差异”的观点在学术上占据了上风。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究竟是毫无一致性的差异还是差异基础上的一致，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西方学者关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差异的研究在突破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反对机械论的自然观方面提出了富有启示的新见，值得重视。国内大多数学者坚持马恩一致论，但一致中有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两个有不同生活背景、经历的个体，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完全一致。我们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在从人的实践活动理解自然的辩证发展、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上是一致的，在研究的侧重点和思路上是互补的。

　　二、关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的一致

　　国内外学界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关系的理解尚存有分歧。分歧的焦点不在于二者在自然观上是否有相同点和不同点，而在于二者的自然观是否根本一致。对此我们可以从实践观点、自然概念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实践观点上的一致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和根本，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现革命变革的关键。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成为比较恩格斯和马克思自然观的焦点。诺曼·莱文就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界的解释的主要区别，是关于实践的概念。”⑤基于实践阐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一致性对于批判“对立论”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实践观念化，指出人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⑥,“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⑦,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⑧马克思强调实践虽然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的基础但依然受到外部自然的限制，“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①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受制于自然的主动性、创造性活动，实践只有在外部自然提供的生产资料基础上才能成为创造的源泉，自然界是实践的不言而喻的前提，“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②在人的实践与自然的关系上，实践的实质是对预先存在的物质本身的改变，不能因为实践对自然的改变而忘记“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这表明，马克思并不像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似乎把人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的基础，而是把人的实践活动，以至人的生产能力牢牢地置放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基础之上，他看到了人的实践活动和客观物质基础二者的结合---而不单单是人的活动本身---才能成为创造的源泉。”

　　③恩格斯也认为，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是将客观自然改变为人化自然的'重要途径，因此，历史并不是神的启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④基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恩格斯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但造成人和动物最后的本质区别的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人作为生命性的存在，需要自然为其提供生存资料，但自然作为先于人的存在，其本身并不完全合乎人的目的和需要，这就需要通过实践改造自然来为人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物质生产实践只有和自然界结合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恩格斯将实践看成人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的能动活动，既把实践当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的活动，又把实践当成人改造自然并使其符合人的需要的创造性活动。在恩格斯看来，实践在人与自然的共存和互相渗透中发挥作用，体现在人对历史的创造和对自然的改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