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在恩格斯看来，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将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成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且改变了地球的表面、植物、动物以及气候，使其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支配，“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⑧显然，恩格斯承认自然的独立存在和规律性，但并没有忽视人及其实践对自然的能动作用，而是始终以人的实践作为基础来探讨自然，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可见，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和马克思可谓异曲同工，二者都尊重自然客观独立存在，但都认为正是基于自然的人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自然、创造了人本身和人类的历史。
(三)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致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一切自然观的共同主题。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视为恩格斯的自然观，并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观上与马克思截然对立，以至于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好像只有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存在负责。”①在我们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并不是对立而是一致的，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恩格斯同马克思都认为人虽然靠自然提供生产资源来生产、生活，但人能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在自然界打下印记、影响自然界的发展。恩格斯指出，人为了得到多倍的收获把土地腾出来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改变了各大洲的动植物分布和种系，使得这些经过人工培养后的动植物不再具有本来的样子，“人们曾去寻找演化为谷类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狗，或者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这始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②.恩格斯认为，人通过实践在自然界打下了的印记只能随着地球的普遍灭亡而消失。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人以实践为中介，调整和控制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为人提供自然资源，成为人世世代代的实践的结果和历史的产物。
第二，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反对人无视自然规律、无休止地索取自然资源，强调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遭受自然的惩罚。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年)一书十分有趣，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物种甚至产生于有史时期。但是他同时是农学家。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并且与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曾经用希腊文着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③恩格斯也指出，人类认识、改造自然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如果只从自身需要而无休止地索取自然资源、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必定受到自然的惩罚。恩格斯用弗腊斯这本书举例说明人类遭受“自然报复”的情况，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获得耕地不惜毁坏森林，致使这些地方成为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获得树木而将山南坡的枞树林砍伐殆尽，致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却在雨季引发水土流失、洪水泛滥毁掉了畜牧业和耕作业;人们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时将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想法一致。
第三，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反对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主张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批判了把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人们日益学会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控制人的生产行为对自然界的长远或较近的影响，越会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和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的荒谬性、反自然性。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其合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批判了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脱离人类史的观点，“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在第110页上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类历史的前提，自然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然史实则就是人类历史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