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哲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行政伦理思想；儒道墨法；历史发端；理论内核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其产生的逻辑。生产力张力的释放、政治结构的重塑、多元地域文化的交流，以及“士”阶层作为思想主体的崛起，是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的社会土壤。在百家争鸣时期，儒道墨法成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源头，并形成了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契合的理论内核。

　　20世纪70年代，行政伦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在西方才得以诞生，但行政伦理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梁漱溟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特点有过精辟的总结:“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二者一致而不分，而伦理学与政治学终之为同一学问—这是世界所知之惟一国家。换言之，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国家，因此，也孕育着丰富多彩的行政伦理思想的典范之作。原始氏族社会有诸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平等互助”、“讲信修睦”等自发、朴素的原始道德风尚;夏、商、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也逐步建立起一套诸如三公、六卿等官吏制度，并提倡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主动践行“修德配命”的道德生活，形成了“敬德保民”的“德治主义”雏形。尽管原始社会有零星的行政道德风尚，夏商周也出现了古典的行政伦理思想火花，但系统的行政伦理思想博弈场所，则是在“周之子孙日失其序”之时，即中国社会历史进人一个崭新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才得以展开。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诸子蜂起的“思想博弈时代”，儒道墨法等诸子继承、批判与发展了前人的行政伦理思想，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建构起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成为随后数千年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不断生成、演绎、深化之源泉，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行政伦理的历史根基。

　　展开来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根源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催生出内涵着行政伦理阐释的诸家思想的争鸣，经过历史的锤炼而形成了支持中国行政伦理思想的儒道墨法的理论内核。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

　　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的社会土壤

　　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都是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土壤之中。这种社会土壤依其重要性程度，依次包括特定的经济根基、政治结构、文化基础以及思想主体的自由思考。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孕育出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并成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与发展的源泉，都归属于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

　　1.社会土壤之一:生产力张力的释放。在人类历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春秋战国之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因此，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春秋以降，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张力的释放。不同的阶级、集团或阶层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张力的释放中，纷纷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素。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注人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代表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各种思想与意识经历了一个冲突、整合的过程，并形成了思想繁荣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得以解放和长足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春秋初期，人们发明了冶铁技术;到春秋后期，铁器农具被广泛应用。(2)春秋中后期，耕牛使用作为技术已得到推广，到战国时期，铁犁已替代石犁、来粕。(3)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局面，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繁荣景象。(4)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如郑国渠、都江堰水利工程等，为农业灌溉、确保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以上这些变化使生产力的发展率先突破原先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平衡框架，导致了新旧经济制度摩擦、冲突与更替的态势。这些变化也必然在思想领域引起观念上的新旧杂陈、相互更替。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生产力张力的释放为百家争鸣时期的思想文化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