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土壤之二:政治结构的重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导致上层建筑的重塑。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周王朝“大一统”生产关系的解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让步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结构。历史发展进入奴隶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制不断生根与强大的过渡阶段，阶级构成不断分化，除了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阵营外，又出现了农民和地主等新生力量。同时，社会分层中既有大量的破落贵族面临退出，又有大量的新贵即将登场。职业领域里既有农夫、小私有商业者，又有职业政客、职业谋士等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新旧势力的对抗预示着观念碰撞，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诸侯国之间的对峙与兼并，从而形成了多极的政治格局，为百家争鸣时期的到来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生态。面对王纲解体、列国纷争、社会激荡的局面，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及“士”阶层不得不思索安邦‘治国之策，探寻制度转型之路，以回应“礼崩乐坏”的政治困境，并寻找“救世”之方。

　　此时，“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徒和生存空间”。可见，这种政治结构的多元冲突与博弈，就意味着社会政治结构在寻找着一条重塑之路，因此，原有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与重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而这一因素恰恰为百家争鸣时期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

　　3.社会土壤之三:多元地域文化的交流。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上，由于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导致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政治上，民族之间兼并、融合加剧，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具有以下特色:(1)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为坐标，中华文化可分为中原文化、中原以东的齐鲁文化、中原以西的周文化及秦晋文化、中原以北的燕赵文化、中原以南的.楚文化等，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2)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必然具备开放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征战破除了阻碍民族文化交流的政治与行政壁垒，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3)多元而又开放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在融合中形成了诸如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的独特风格。多元、开放而又兼容的地域文化有利于形成平衡的生态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氛围是一种“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而不是一家独鸣、一家独大的文化局面。因此，学者们可以自由著述、自由讲学、自由批评、自由流动。于是，儒家推崇的“尧舜、文王、周公”，道家信仰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家坚守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等话语，都在这一个多元、开放而又兼容的地域文化中形成一个交流的场所，为百家争鸣时期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4.社会土壤之四:“士”阶层作为思想主体的崛起。春秋战国之时，“士”阶层的崛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政出诸侯”的时代，他们满腔热情、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承担起拯救苍生、重建理想家园的历史重任。儒家提出了“王道”和“仁政”的学说，道家勾画出“绝圣弃智”与“小国寡民”的蓝图，墨家设计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一整套救世方案并身体力行，体现了他们高度的责任感与救世情怀。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一是因为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解体与重组，上层贵族落败后的下移，下层优秀庶民脱颖而出的上移，二者双向互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思想与文化传播为业的“士”阶层。二是礼乐制度的崩溃与多极政治格局，为“士”阶层的崛起解除了思想顾虑，并提供了宽松而自由的政治环境。三是教育下移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与壮大。“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见，当时的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的“官学’，走向民间的“私学”，并为“士”阶层开通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以致诸侯们陷人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境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既是社会变革的设计师、实践者，也是政治舆论的制造者与鼓吹者，同时，他们还是不同思想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因此，他们构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主体。“士是‘百家’的本源，‘百家争鸣’是士阶层之间的争鸣”。在百家争鸣时期，“士”阶层担当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思想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