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法”、“术”、“势”:法家行政管理的“三剑齐发”。先秦法家，从“礼法兼济”的法治思想开始，经历了“弃礼任法”的演变，再到韩非子与商鞍注重“法”、申不害关注“术”、慎到看重“势”，三者得以完美结合。法治思想的最终形成，彰显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精神。法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模式是“法”、“术”、“势”相结合的“三剑齐发”。具体地说，“法”是针对老百姓这一治理对象的，“术”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管理者，法与术的结合就形成了有利于君主个人企图的社会走势。因此，“三剑齐发”是维护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利益的，并为治国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与儒墨的社会本位主义不同，法家的思想中流露出“君主本位”的价值观，它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及专制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社会调控措施是“不务德而务法”的非道德主义，即采用“以法代德”的利益驱动和法律制约的手段，强调“他律”而非儒家的“自律”作用。这种“去私行公”、“废私立公”的“惟法为治”的实质是为以君主利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

　　4.“兼爱”、“非攻”、“尚同”、“尚贤”:墨家的“四维诉求”。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原则，主张“尚同”的行政组织伦理思想，提出“尚贤”是为政之本的人事行政伦理思想，力主“非攻”反战的政治观点，表现出“士”这个阶层要求开放政权、参与政事的行政伦理思想。墨家的文化基础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尽管其人生价值观总体上与儒家一样诉求社会本位主义，也提出了诸多颠覆性的行政伦理思想，并与儒家并行与争鸣，如在“兼爱”与“仁爱”、“尚贤”与“举贤”等问题上与儒家论争等，从而能与儒家并称“显学”，两家并行不悖，长期共存，显赫一时。然而，随着阶级基础的分化，墨家“兼爱”原则的乌托邦精神与脱离历史现实的弊端日益暴露，“尚同”主张既不能胜过儒家中庸之道与民本主义，也无法超越道家无为之术，于是墨家由“显学”而潜人地下，时隐时现地闪现在其他各家言论之中;虽然其走向式微，但终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那些能与社会实践相适应的理论，最终能在历史发展中留下印迹。虽然有时这四家的理论会融合、会交叉，但是每一家的内核都是独特的，否则，就不会有四家之说。正因为每一家独特的伦理思想内核的形成以及在理论交锋中的固化，才使之成为中国行政伦理思想之文化基因。当我们弄清楚这些文化基因时，也就能够合理地解释今天中国行政管理过程所面对的伦理境遇，以及由这些伦理境遇所生发出来的道德困境与冲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文化交融与文化冲突并存的历史境遇，我们审视中国行政管理的过程，既需要广阔的世界眼光，也需要深刻的历史意识。因此，本文对中国行政伦理思想历史发端的讨论，尤其是“四家”行政伦理思想内核的辨识，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