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劳动力老化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

　　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源总量多并不能说明用于生产的劳动投入也多，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而劳动力资源本身年龄结构又成为影响二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模型推导可知，劳动力资源中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对人均产出产生负向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劳动力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参与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率。根据蔡昉关于不同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变化的研究结果，受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时间在延长的作用影响下，15-19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最快，由1990年的67.05%下降到20xx年的34.14%.20-44岁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都相对稳定也比较高，基本保持在90%以上，45-49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尤其是60-6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仅维持在20%左右。[9]

　　而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年龄45岁将成为人们劳动生产率发生下降的一个转折点，过了这个临界点，劳动力的创造力将会明显不如45岁以下劳动力。可见，劳动力资源中老年劳动力的增加对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产生显着负作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中45-64岁老年组劳动力占比不断增长，由1990年的22.58%增长到20xx年的27.24%后继续增加到20xx年的32.68%.相应劳动参与率也一路下滑，由1990年的84.18%降到20xx年的79.31%,[10]20xx年进一步降到74.2%.也说明了劳动参与率随着劳动力老化程度的.加深而降低的事实。研究发现劳动力年龄构成最年轻的1978-1995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30%.从本课题的预测结果来看，未来劳动力资源老化问题将更加突出，45-64岁老年劳动力规模和比重不断攀高，20xx年时总量达3.65亿，占到劳动力资源的五分之二强，比20xx年增长了4113万，从百名劳动力中有33位45岁以上劳动力发展到44人。20xx年占比一度达到最高值46.35%后略有下降。因此，在未来劳动力老化使得劳动参与率减少和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作用下，人均产出将受到冲击。尤其是随着我国未来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科技的出现和发展，必将会对劳动者的创造力、思维力等提供出更高的要求，劳动力老化的不利影响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显现出来。

　　5结论与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一是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在1982-20xx年间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20xx年达到顶峰10亿左右后开始减少，20xx年降至8.3亿人。二是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呈先升后降特征，由1982年的50%增长至20xx年的74%后开始下降，20xx年为58%.三是劳动力老化问题不断凸显，45-64岁老年劳动力占比不断增大，劳动力老化指数由1990年的29.17%升至20xx年的48.54%,再升至20xx年的77.81%,20xx年达到最高值86.4%.四是劳动力资源作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总量的增加有利于总产出的增加，劳动力资源总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社会总抚养比越低，对人均产出的贡献越大，对经济增长越有利。也就是说，劳动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产出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对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依据劳动力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力老化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使得劳动供给减少，从而减少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作用。其次，在假定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老化必然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面临劳动力资源总量短缺和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的双重挑战，而这一问题是涉及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复杂的系统问题，也是世界难题，尤其是其带来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深远性和广泛性的特征，最终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应对劳动力短缺和老化的风险，我们应及早做好应对方案，出台相应政策。一方面从劳动力自身入手，一手抓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劳动力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而中国1996-20xx年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12]

　　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影响劳动力资源的更新能力，因此，及早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势在必行。一手抓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将劳动力资源的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转变。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方式入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建立适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劳动力资源向依靠技术创新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