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组织理论：侧重制度的“认知-文化”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组织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组织理论被称为现代组织理论。现代组织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引进密切相关，它不再把组织看作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团体，而是作为一个与内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的开放系统，既注重组织的静态研究，也注重组织的动态研究，更注重组织与内外环境适应性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全面，也更深刻地理解组织问题。这一时期出于对传统古典管理和行为科学时期的行政思想进行反思，对于组织成员个体的重视程度较为突出，产生了许多“新型”管理思想，即在价值理念上的“人本管理”,手段方式上的“柔性管理”,管理约束上的“责任管理”,以及将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相结合，强调非优化、非规范化、不确定性、开放性的“模糊管理”等。彼得·圣吉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组织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建设学习型组织。所谓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扬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学习型组织理论揭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具有独立化和资本化的功能。因此，组织结构的设计与变革必须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有利于知识的生产、沟通、共享、深化和转化。

四、行政组织成员责任落实内外约束的融合机理

　　从规范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各有优势和不足。从西方行政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行政组织成员责任落实的约束是由外部的制度规范和强制逐步转向内部成员个人和自主管理的实现。

　　显然，技术手段的改进在弥补行政组织成员的缺陷方面功不可没，所以，目前仍然强调财务审计、绩效评估、竞争战略以及理性渐进决策的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行政组织成员自主管理的放弃，管理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活动。在理论层面上，内外约束呈现融合趋势。如何在实践层面实现内外约束并且不产生偏颇，才是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行政组织的规章制度必须明确清晰，要能保障在原则、标准的多元化冲突中给行政组织成员一个“灯塔”的指引，确立是与非、善与恶的标准。这也是行政组织合法性的来源。对于一些硬性的制度规定，必须保证严格的执行。对整个行政组织、上级、自身职位以及下级的责任归属和区分必须清楚，这是关系到向下授权、考察绩效等管理环节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性基础。另一方面，作为“认知-文化”性的制度要素，要侧重制度被执行及其之后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对非成文、非理性内容的引导。

　　第二，营造积极的行政组织文化，要求行政组织成员遵守行政组织的制度规范、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行政组织通过文化、道德责任的强调，构建起成员的自我管理。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在行政组织文化上并无矛盾，并能在包容的行政组织文化中实现统一。促使我们产生特定行为方式的内部价值观、情感等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而在行政组织中我们还要受正式因素与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埃德加·沙因总结了组织文化产生的三个来源：组织的创建者和领袖、平时团体的学习与发展过程以及新加入的成员。对于组织自生的、伴随产生的和外来的文化，都会有优有劣，会有适应和排斥的因素。[6](P.167)这些对于行政组织外部约束的落实和内部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对这三方面的检视和运用是行政组织积极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举。

　　第三，注重行政组织运行过程中行政领导者的作用，尤其是行政领导者在制度文化上的建构作用。这是由行政领导者这一角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行政文化主要是由行政领导者建构的，而且，行政领导者还要对行政文化进行管理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完善。行政领导者的风格、方式都是作为行政组织的代表而呈现在每位成员面前的。行政领导者的敬业精神、对行政组织的认同、对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影响到成员对行政组织生活的感受及相应的行为选择。这样，不同的行政领导者在内部和外部约束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甚至会如同“烙印”留在行政组织文化中。行政领导者对组织文化的建构应先趋向于内部与外部的中间状态，然后再寻求有特色的、能适应并激发行政组织整体力量的约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