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信念是自主的(voluntary)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什么东西应该是“自主的”。

　　如果自主的东西只是意志所做的事情，使得我们意志自由地不这么做，或甚至自由地反对这么做，那么信念似乎就没有资格称为自主的了。如果这要求我们意志自由地不这么相信的，甚至相信相反的东西，那么我们似乎并不是意志地相信的。现在，我似乎并不意志自由地不相信我是醒着的，我似乎更不意志自由地相信它的反面。我也不意志自由地相信任何理由，包括这样相信对个人有利的理由。当然，我能够自由地让自己处于一个位置之中，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会相信我出于某些理由愿意相信的某些东西。因此，如果我处于黑暗中，我愿意相信电灯是打开的，我能够自由地把它们打开，由此我把自己自由地处在了一个位置上，让我自己相信电灯是打开的，因此满足了我如此相信的欲望。在相同的相关基本证据下(如我待在黑暗中)，我不能意志地去做的事情是立即直接形成电灯是打开的信念。我甚至也不能阻止我自己相信电灯不是打开的。至少这些都不能理性地或认知地发生。

　　然而，我们能够同意这些思考，同时反对把我们的意志自由局限于微不足道的自由的观点。据此，为了成为自由的，意志必须能够忽视甚至反对明显的理性力量。更恰当的理解是，意志自由要求的只是克服不当影响的能力，使我们的行动与理性的要求相匹配。

　　然而，整体来看，基于决定我们最佳方案的理由，这依然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是意志自由地相信的。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解释没有解释为什么实用的理由不能够直接指导信念，至少不能恰当地指导信念。

　　更完全的解释必须关注信念是如何构成的。让我们特别关注判断和判断性的信念。在此，构成性的行为是断定，而构成性的目的是真。所以，构成性的行为是真势的(alethic)断定，或致力于真的断定。

　　为了补充我们的解释，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外在理由和内在理由。与一种手段/目的(means/end)行为相关的外在理由是与我们是否参与这种行为相关的理由，包括接受那种结果的理由。与一种手段/目的行为相关的内在理由是在假定目的的情况下，采纳某种方法的理由，结果本身不在考虑之列。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基于无论什么样的理由，我们确实保留了是否相信的自由，我们能够恰当地解决是否相信的问题。至少，如果这个问题被理解为是外在的，使得它包括是否处理相关的“是否-p”(whether-p)，那么它就应该如此。基于无论什么样的理由，在意志中我们不能解决的是，作为一种方法，应该对一种特定的结果做些什么，因为那个结果是被设定的，超出了我们的考虑范围。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能够恰当地基于我们的信念决定产生那个结果的方法是什么。假定在我们判断p的时候，我们断定p，致力于正确地(和适切地)回答是否-p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恰当地应对应该做什么的唯一理由就是应对通过断定p我们是否有可能正确地断定的理由。在此，思考一下我思(thecogito)这个案例。

　　应该采纳任何可能应对我们是否应该断定p来正确地回答是否-p的问题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否必须是笛卡尔式的，即是否应该断定“我思”的命题内容(诸如“我思”或“我在”)?显然不是。

　　当我们思考我们是否面对的是一只手或一堆火的时候，我们决定基于一个不同种类的基本原理(rationale)来断定。这个基本原理不是二阶的，它涉及假定我们的相关技能设定、状态和情境，我们可能正确地断定什么的问题。在这类情况中，我们是基于相关的感觉经验来决定我们知觉地相信什么的，我们的经验具有一种内容，它吸引各种强度(某些是一致的，某些是冲突的)的赞同(as-sent)，直至形成一个合成的表象(seeming)结果，这个表象结果的强度反过来恰当地决定赞同是否恰当。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这种赞同就是直接基于这个合成的表象的。这个表象自动地是一个被拥有的基本原理，它能够是恰当的可操作的，而不像外在于环境的一个潜在理由，依旧必须通过主体来获得。合成的表象并不需要被获得，它们自动就是主体的所有物，并且能够通过一个心理机制的恰当运作自身就能够完成合理化断定(或赞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