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王宁先生曾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先锋派小说还是新写实小说,都不能仅仅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简单模仿,而更应看到这些作品中对其“误读—重构—创造”的成分,从而真正理解先锋派作家和新写实主义作家们的文学观念以及他们作品的深刻内涵。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小说中有多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重构与创造,而只关注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部分。

　　可以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两大文学流派,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流派,甚至也迥异于中国现代文学各大流派,表现出以反传统为中心的各种“叛逆性”特征。

　　先锋小说是中国大陆出现的最早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创作倾向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所涵有的不确定性,包括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反叛、解构与颠覆,其内容的反中心、反意义,其对历史深度的消解,以及文本中能指与所指的混乱性。这些小说已不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有一定的中心思想和确定的价值取向,读者读完小说后,往往无法理解它到底说了些什么。这在格非和孙甘露的小说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格非的《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请女人猜谜》等,在这些小说中,语言文字的能指与所指难以按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结合起来,致使小说只剩下语言本身,“意义在能指和所指循环往复所造成的表意游戏中被无限期退后”,致使文本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文本意义得不到确定,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本中主题、意义的确定性。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而余华相当一部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性也是先锋派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兄弟》等作品中,他往往以冷漠的笔调表现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感,用这种荒诞来消解文本的解释深度,既然一切都是荒诞的,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种荒诞中找到任何真实的东西,从而使得文本意义流于平面。

　　而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写实派作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践行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他们“更关心的是某种‘返回平民’或‘返回真实’意识”。具体来看,新写实小说注重对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描写,对象人物也回归到平民百姓,“将这一切实在的真实转化为写在文本中的真实”。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以“零度情感”为基本态度,冷静客观地进行叙述。通过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态的真实描写,表现作者对社会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这种写作意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超小说所提倡的“平民意识”是相一致的。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还是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风景》,抑或是苏童的《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都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背弃了传统文学中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等各种典型为中心而成就的“伟大的叙述”或“元叙述”,转而将常人生活的真实面客观地呈现给我们,以“不断更新我们对人的想象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