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变革中产生的许多现代文学观，如文学的平民化与大众化、文学要再现客观世界、要通过文学人物展示人性的复杂和美好以及文学目的是要张扬作者自己的个性等等观点也都是在这一大文学观的影响下，选择性地从西方引进的。
当文学与语言的变革自然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导而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时，我们就看到了在白话文兴起初期，为了与文言文全面对立，反对文言相对于白话、书面相对于口语的高位，在语言领域强调开启民智，创造普通民众能理解的语言文字，强调语言的生活交际效果；相应的，在文学领域，创作者开始将“贩夫走卒”而非士大夫阶层作为自己的假想受众，从而使得在文学格局中，小说代替诗歌散文成为了文学格局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文体。这种语言与文字同时进行的“自降身份”的变革，是在以文救世这个大文学观的指导下发生的，它使得两者的变革不步调一致、相辅相成，甚至有时能够融为一体。
3 美学之争——文学本体的觉醒
但是，被早期革命者忽视的一点是，语言与文学在这一语境下过多地充当了工具性的角色，它们本身的文化传承性和美学作用几乎被降到了最低。
前面我们提到，中国的语言与文学在向现代化变革的时候，主要的努力和重心都放在了使之平民化、大众化和写实化上。五四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改革的一个标志性时期，其文学价值观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以胡适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时，发现了其写实精神的缺失，他们认为这种缺失是由其所使用的语言——文言文缺乏精确的表达形式与非线性逻辑的内核所导致的。基于此，他们把文学的改良转化为了语言改良的命题，从而是在新文学的创作中，探索和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任务。
但是，文学的本质毕竟不是工具，它有其自身独特的传承性追求和审美追求。新文学运动中的“真”有两重含义：一是再现意义上的“真”，也就是我们论述过的写实性；二是表现意义上的“真”，要求作家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心灵和个性。这两个意义上的“真”同时与古代文学的“伪”相对立，他们要求在文学作品中的共同实现。所以，当前一个命题导致了文学的工具性时，后一个命题必然要求文学回归其本体。
作为中国新闻学的先导者之一，胡适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了两种要求一度矛盾的状态。他一方面认为新的语言和文学要完全与旧的形式与精神相对立，这种简单的对立思想让他提出过很多作诗当如作文一类的有悖于文学审美的命题，这直接导致了他本身以及受他影响的最初一批新文学创作者修辞上的粗糙，这也是他的新诗集《尝试集》为鲁迅所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西方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着文学自身的价值。
在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已经从西方文学中发现了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现代散文体与日记体，并尝试着将之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活动之中。而五四之后，以闻一多为代表，新月派诗人意图将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加入到新格律诗当中，而朱自清等散文家则对新文学的语言形式表现出了关注，在这些努力的影响下，有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发掘其中有益于新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些努力最终使新文学的审美体系得到了完善。现代文学终于开始脱离于现代汉语而独立发展。
[1]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学刊,2001(3).
[2]泓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及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的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5).
[3]言文互动——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