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

　　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对于今天的社会大众而言，学习古典诗词是了解中华文化精神的快捷有效且易于实行的方式。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第二，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鲜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彰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随着汉字、历史典籍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古代东亚形成了汉文化圈，古典诗词在整个汉文化圈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许多文士都酷爱诗词，并且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现在被统称为域外汉诗。例如，唐代诗人张志和曾撰有《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很快就传入日本，为当时日本称赞不已，和亲王大臣们一起加以追和，据说这是日本填词的开端。白居易对古代日本民众影响很大，白诗的浅近易懂和清丽忧伤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受到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朝鲜官方正史《高丽史》的《乐志》中，收录了多首柳永的词，足见当时柳永词作的广泛传播。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古典诗歌的非凡成就与重大价值，值得我们骄傲自豪。事实上，“五四”以后的新诗也无法彻底割断与传统诗词的关联，诸多名篇如朱湘的《采莲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都是极好的例证。

　　第三，有助于全面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水平。

　　中国古代有着“诗品出于人品”的文学观念，这昭示了文学的道德评判尺度。诗人们将修身立德视为内在的自觉追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典诗词往往是他们崇高情怀的集中写照。屈原坚持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耕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杜甫在狂风暴雨掀翻了茅屋屋顶的秋夜，依然心系百姓，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慨叹。陆游在临终之时，仍旧不忘毕生的恢复之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他最后的遗言。辛弃疾的“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凡此种种，无不闪耀着高尚人格的光辉。善待自然、热爱国家、孝敬父母、关爱他人 .所有这些优秀品质，都成为历代诗词反复咏叹的主题。学习这样的作品，无疑可以让我们情感为之激荡，思想为之触动，心灵为之净化，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优秀古典诗词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不仅能给人思想的启迪，更能给人艺术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