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淫巧”不在其中，“奇技淫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