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

　　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