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创作已全然不同于18世纪罗蒙诺索夫式的对沙皇统治者的颂歌式的赞扬，更不同于卡拉姆辛在《苦命的丽莎》中感伤的叹息，而是积极地暴露了身处底层的维林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苦难境遇。但由于普希金所处的时代还不是俄国最黑暗恐怖的阶段，所以维林悲剧性的人生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性格中的缺陷。

　　作品中的人民性不光体现在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更重要的是整部作品中深深浸透着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同情，充满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借“我”在省长的晚宴上受到了仆人的冷遇，和驿站长在接待来往旅客时所受欺辱的同命相连，呼唤人们对下层小人物要有一颗同情心，倡导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关爱，尊重人性，这种博爱之情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正是出于这种全人类的博爱精神，所以《驿站长》中围绕着谴责明斯基的巧取豪夺致使维林失去精神支柱外，也从人性角度作了立体的'思考，似乎维林，冬妮娅，明斯基每个人都有错，但每个人所作所为似乎也都有合情合理的方面，并非是罪不可赦的。所以这种纠结的冲突为作品获得了悲剧性的效果，这种冲突不光是社会的，也是人性亘古就有的冲突。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父亲的维林理所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女儿，避免她受到欺骗和抛弃;作为年轻漂亮的冬妮娅，她也有摆脱那种终日提心吊胆受人欺压而跻身上层社会的愿望。而对于身为骠骑兵的明斯基遇到了自己钟爱的姑娘，虽然他的爱是出于对冬妮娅美貌的艳羡，但这也符合男性的求爱心理，似乎不该加以责备，他自信能给冬妮娅所要的幸福。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想象，所谓的“被拐”只是维林的一面之辞，他是从一个捍卫父权的家长的立场出发的。作品中《浪子回头》的画极富象征意义，这里似乎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心愿：但愿冬妮娅不像宗教典故中的浪子一样混得山穷水尽才皈依父亲。而编织作品悲剧性结果的正是这种人性的矛盾和纠结，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父爱的被剥夺。维林因失去自己心爱的女儿而悲观厌世，直至最终的毁灭，虽然作品获得了悲剧性的美学效应，但作为宣扬人性和博爱精神的普希金是通过描写小人物的不幸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的。具有俄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

　　19世纪是俄国文学开始真正发轫的时代，作为现实主义奠基人的普希金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保留了浪漫主义的痕迹，如较多的主观抒情。这直接导致的是作者的感情过于外露，与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契诃夫的作品的含蓄相比确实缺乏深度，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

　　结语：普希金的《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他的这种开创性为后来的《谁之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提供了哲理性的思考话题。在他之后果戈理笔下的《外套》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虽各具特色，但都继承了普希金创作中的光荣传统。

　　参考文献：

　　[1]Е Е Сокрутенк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 》,1965 г.

　　[2]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4.

　　[3] [4]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普希金.俄国短篇小说选[M]，水夫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