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索绪尔的作为差异之总体的符号指向系统,太趋向于静态化了.系统的内部,实际上充满了动态的变化与斗争,这就是"后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的衡正.对于拉克劳而言,一个特殊的能指(如"自然")和空白能指的那个位置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正是系统内部的霸权性的斗争,决定了是这个能指而非那个能指暂时性地占据那空白能指的位置.拉克劳将这种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为一个政治哲学:某个特殊的"政治阐述",通过取得霸权性的地位,而将自己冒充为绝对的整体.然而,最为惨烈的对抗性斗争,尚不是发生在系统内部,而是发生在系统的界限处---那些界限也永远不是稳固的、静态的.沿着那些边界,现实世界("大他者")的自我总体化工程同"那绝对地拒绝符号化的东西"---即,拉康所说的真实---在进行着殊死搏斗,进行着一场阻断与反阻断的永恒对抗.

　　五

　　回到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我们需要承认,它确实对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性")提出了一个犀利的批判,对所有现实既有的政制形态都持有一个尖锐的批判性姿态.然而,它的这份批判,建立在那"根据自然的最好政制"之可达至性上,而这一可达至性则以真理(自然)可以被哲人所最终获致这个形而上学预设为依托.那么,当代欧陆激进政治哲学同施特劳斯的此种"古典政治哲学"相较,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

　　尽管共享对最好秩序的追求,但关于"最好",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进路---肯定性的进路和否定性的进路.(1)前一种进路认肯,确实存在着一种"最好"的秩序---譬如施特劳斯笔下的"自然秩序"---等待被哲人发现(或曾被发现但在历史中被遗忘);(2)后一种进路则坚持,所有现实世界中既有的实定秩序皆"不是最好",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索是永无终结的---"最好"永远是一个空白的位置,一个结构性地确立在那里、但永不可能被实定内容所填补的位置.在电影《让子弹飞》中,代表既有秩序之统治的黄四郎追问张麻子,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于你才是重要的?张麻子沉吟后回答:没有你的世界,对于我很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张麻子对当下既有秩序的反抗,就正是后一种进路---一种否定性的进路(他丝毫没想要代替黄四郎进行统治):真正重要的,不是世界一定要变成某种样子("最好秩序"),而是世界必须不是现在的样子.①这种否定性的进路,拒绝对"最好秩序"进行正面的描述.也正因此,它成为了一个激进的进路,因为它拒绝停下来,永远"在路上"(ontheway).肯定性的进路,当抵达其设定的"理想秩序"后,便停止进一步的反抗(否则就变成反抗真理本身);而否定性的进路,则是一直朝向内容为空白的那个"最好位置"挺进.这就是为什么,在《让子弹飞》影片的最末,张麻子和他的昔日伙伴分道扬镳、拒绝坐上那架"马拉的火车"……②所以,对于当下现实的实定秩序("现实政制"),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和当代欧陆激进政治哲学,均具有犀利的批判性.然而,由于所采取的进路不同,它们的批判性也并不相同.(1)就其最根本的落脚点而言,施特劳斯采取的是肯定性进路,最好秩序即"自然秩序".因此,施特劳斯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下秩序的批判,是一种有限的批判:当实定秩序被视作符合"自然正确"的标准,它就是真理王国,任何进一步的批判,本身便直接被视作"错误"、"疯狂"(自然不正确).(2)激进政治哲学则采取否定性的进路,"现实世界"里的所有实定秩序,都不是最好秩序.基于这种纯粹的否定性(或者说"肯定的否定性"),激进政治哲学对当下秩序的批判,则是一种无限的批判.套用电影《让子弹飞》里的人物来做比方的话,张麻子的那些弟兄们是柏拉图主义者,因为他们在推翻黄四郎的统治后认为真理王国已经抵达,所以乐呵呵地坐上火车奔赴浦东;而张麻子本人却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苏格拉底主义者,知道新的黄四郎(大他者)会崛起,把既有统治粉饰为真理王国.因此,子弹(批判),必须要继续飞下去……在拉克劳看来,柏拉图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整体在他那里不是一个空白的地点:

　　在共同体的完满性和它实际的诸种政治和社会安排之间,没有"本体论的差异".只有一种社会安排和共同体最终的那个样子相合,这种社会安排将自身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最细微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