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社会组织的形式当然能事实性地存在,但是它们不具备替代性形式的地位,换言之,人们不能根据境况而选择它们中的某一个.它们只是退化的形式,存在的纯粹腐化,从理智之迷乱中生出来.由于存在着真正的知识,只有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普遍性.并且,如果统治是一件关于知识之事而非关于审慎之事,那只有知识的承担者哲人,有权利去统治,所以就有哲人王[的论调].①拉克劳进而指出,霍布斯的革命,就在于他彻底走到了柏拉图路向的另一端---正是霍布斯,开创了作为空白地点的整体.在霍氏这里,主权者的意志占据了那个空白的位置,他的决断决定了共同体的秩序.主权者为秩序填入什么特定的内容是次要的,因为任何内容的"秩序",都比彻底"无序"的自然状态要好.因此在霍布斯这里,"秩序"(基于主权者的决断、而非任何实定的标准),就是那个指向作为空白位置的整体的能指.②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霍布斯本人在"秩序"的内容上最终选择了"利维坦"这种政治-社会组织形式(并由此被视作为现代极权主义创始者),但他对柏拉图的结构性颠倒,实则开启出了一条激进的政治哲学路向.在霍布斯之后,各种各样的政治阐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尝试去填入作为空白位置的"秩序"上,并由此构成了激烈的霸权性斗争.但任何一种特殊的"秩序",都永远无法上升成为真正的整体.

　　以上结合施特劳斯这个复杂个案而对政治哲学两个路向所做的细致分疏,使我们能进而处理关于一种政治哲学路向的所谓"左翼"、"右翼"之标签问题.尽管我同意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判断,"左"与"右"的实定内容一直在变,我们的思想实践不能再受所谓"左"(福利国家)与"右"(自由市场)二分之教条牵绊,但我对其"超越左与右"的结论有所保留:尽管这两个符号所指涉的实定内容一直在变,但我们或许可以不从内容上、而从态度上来切入.此处,"态度"一词正是在福柯(MichelFoucault)的意义上使用,即"一种哲学的气质".④在政治哲学论域我们确实遭遇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将当下既有秩序视作为一种始终打开(open)的状态,可以不断地予以批判与革新;另一种态度是,将现实秩序予以提前封闭(foreclosed),不管这种封闭秩序是以形而上学作为根据,还是以神学信仰作为保证,还是以传统主义(即,传统一直以来是这样)抑或历史决定论(黑格尔主义-科耶夫主义"普遍历史")的论调作为理由.今天欧陆激进政治哲学,尽管内部仍在不断地彼此进行着学理争论,但都分享着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当下既有秩序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或"真理王国",任何实定秩序在存在论的层面上都是"打开"的.而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右翼政治哲学,因为它号召"回归"到一种自然正确的古典政治秩序(即采取一种形而上学方式的封闭).于是,即便施氏对于现时代占据霸权性地位(自我宣称"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然而它的态度却是封闭性的(有限的批判).而马克思尽管也有封闭性的一面(作为历史终点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他确是具有左翼的态度---哲人不应该只是阐释世界,关键是要改变世界.

　　施特劳斯对马克思的"第十一论纲"是这样回应的:哲人之所以停留在阐释世界的层面,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作为宇宙的世界---是不能被人所改变的,马克思只是用人的那个"小世界"来取代真正的世界.此处显然施特劳斯具有很强烈的形而上学与宇宙论色彩.他把人类世界称作"小世界":"人,当其至少假装是一个整体时,只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部分,人只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微观体".是故施特劳斯宣称,"人道主义是不够的".

　　我们看到,施特劳斯从形而上学-宇宙论的世界出发,故此强调不可被人所改变的"自然秩序"---由它确立起人的"世界"(小世界)中"自然正确"之标准.而马克思则只面对人类世界(人之群处所形成的那个政治性的"世界"),那么该世界里所有既有的现实秩序都是可以被改变的.当"自然秩序"就是"最好秩序"时,哲人的首要任务就成为了解释性和认知性的(哲学就是去认识-自然);而马克思拒绝"自然"的至高地位,仅仅视其为人的改造性实践的一个对象(哲学就是去改造-自然),哲人的任务于是便改变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