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索绪尔这儿,我们知道语言(扩展开来,所有的符号指向系统)是一个关于差异的系统,语言性的同一体---诸种价值---是纯粹关系性的.作为一个结果,语言的总体性,被包含在每一个单独的符号指向行动中.那样的话,现在很清楚的是,总体性在根本上是需要的---如果差异们不构成一个系统,没有什么符号指向会是可能的.然而问题是,符号指向的那个可能性正是系统,而系统的可能性则是其界限的可能性.如果跟定黑格尔,那我们可以说,去思考某物的界限,就等同于去思考超越那些界限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一个符号指向系统的界限,那很清楚的是,那些界限无法自身被符号指向,只能作为符号指向过程的打断或崩溃来表达自身.因此,我们就遭遇到这样一个悖论性的情境:构成一个符号指向系统之可能性状况的东西(即,它的界限),亦是构成它的不可能性状况的东西---即,符号指向过程不断扩展的一个阻断.①拉克劳将这个悖论性状况更简练地概括为:(1)任何符号指向的系统都围绕着一个空白地点而结构化起来;(2)之所以有这个空白地点,是因为生成一个关键性对象的不可能性;(3)而这个不可能性,恰恰为系统的系统性(systematicity)所需要.②这个空白地点,就是施特劳斯在谈论苏格拉底政治哲学路向时所说的那个"空无"."真理"(或者"自然"),便正是"一个符号指向系统的界限",正是包括哲人在内所有的人("说话的存在")人所永远无法抵达的那个空无的位置.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符号性秩序(symbolicorder)的现实世界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缺口的整体,正是因为语言作为一个符号指向系统,它的"总体性"恰恰依赖于它的界限:语言所能到达的边界,确立了"现实世界"的符号性坐标之总体范围.对于无法被言说的(在边界那一边的),"大他者"也不得不保持沉默.形而上学所声称达到的"整体",亦至多只是一个语言的总体性,而非真正绝对的整体;形而上学所宣称的普遍性的"真理"或"知识",亦仍然仅仅是一种特殊性的"意见"或"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绝对的真理.换言之,形而上学自身亦只是"大他者"的某一种产品、它的某一张面孔.

　　根据从索绪尔主义结构语言学中推出的政治哲学智慧,我们就不会追随柏拉图而认为告别洞穴(现实世界、大他者)、抵达真理王国(绝对)是可能的."大他者"是必须要有的,否则任何特殊的行动都将失去坐标;但它亦永远无法自身成为绝对.如果一个能指(signifier)要指向绝对、指向纯粹的整体,它只有清空所有的具体内容或所指(signified),使自身成为一个纯粹的空白,即,该能指不能"是什么",而只能"什么都不是".由于不再是差异中的能指("是什么"就意味着差异,是A就意味着不是B、C……),这一"空白的能指"才能指向绝对.这也意味着,这样的能指(不管是"自然"、"上帝"、或"真实秩序"),无法在"现实世界"里被真正达至(或者说,获得肯定性的内容),它只能呈现为一个构成性的空缺(constitutivelack)、一个空白的位置.绝对,只能以否定性的形式而在一个符号指向系统中表现自身,而无法被符号化.语言的"总体性",永远无法成为绝对的整体.我们不能对越出符号指向系统的绝对,进行任何肯定性的论说(如,"上帝"是谁、"自然"是什么);惟一能肯定的,就是其彻底的否定性、空白性.

　　因此,超越于大他者之符号性坐标外的一切,在"现实世界"里,就呈现为绝对的否定性,一个纯粹的威胁.由于这个空白地点的存在,大他者自我总体化的工程,就注定不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性,并不是一个"没有地点的不可能性"(如逻辑矛盾),而是一个"有结构性地点的不可能性"---它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硬核(空白能指所指向的那个绝对).这个绝对,标识了一种肯定性的不可能性(positiveim-possibility)---一个纯粹的"No"!③这样的作为"肯定的否定性"的绝对(自然、上帝、真实秩序),如果不以索绪尔主义结构语言学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还可以采取另一进路---康德主义的进路:在康德这里,不可能的对象(如物自体、上帝等等),正是通过其表征(representation)的不可能而显示自身、以现象界(人类经验领域)之"界限"来表达自己.先验(thetranscendental)之维---现象界之可能性的诸种状况,就正是内在(theimmanent)之维与超越(thetranscendent)之维之间的界限,人的直觉、理性皆到此停步:再往前走一步,那么任何的论述,要么是冒充上帝的口吻,要么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是以,可能性的诸种状况,诚如后来德里达所指出的,正是不可能性的诸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