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施特劳斯在讨论苏格拉底时反复突显"整体之逃避性"(theelusivenessofthewhole)①,但他在批判现代政治哲学("历史主义")时则强调:"只有在人能够获取智慧或关于整体的完整理解,只有在人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一切,哲学才是可能的.换言之,人能够掌握诸种最根本的问题,以及诸种最根本的替代方案,而这些在原则上和人类思想一样古老.……如果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不能以最终的方式被解决,那么就不会有自然正确."②施氏在这段论述中,很清晰地采取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路向:在他看来,对智慧的探寻,在很偶然的少数情况下,是可以变成为智慧本身的.

　　同样地,别忘记,依据施氏的看法,在运气或机缘促成下,最好秩序是可以在人间被实现的---"作为古典派所理解的最好的政制,不仅是最可欲的,它也应是可行的或可能的,即,在尘世成为可能.它之所以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是因为它根据自然."③当然,施特劳斯强调,这个最好国家在尘世实现之可能性,本身是极困难的."虽然最好的政制是可能的,它的实现却绝非必然.它的实现很难,所以不太可能、甚至非常不可能实现.因为人并不去控制那些使之能够实现的状况.它的实现依赖于机遇.

　　根据自然的最好的政制,也许永不能被实现;不存在理由去假定在当下它已被实现,它可能永不会被实现."④因此,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点上,施特劳斯确实仍然抱有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雄心:那个根据自然的最好秩序,在现实世界是有可能抵达的.那种能够落实在尘世的"自然秩序",就是真正的整体,就是智慧本身.施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声称,"自然的秩序是对诸种君主制和共和制所颁布的专断法令进行判断的唯一真正正当的标准".⑤一旦哲人成为治理者,"最好政制"便有望能够在尘世实现.⑥在反对海德格尔的激进历史主义时,施特劳斯强调,"人无法逃离形而上学,无法逃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即便有限的人无法知道整体,但施氏指出,海德格尔的这个"有限性"(finitude)论题,已经预设人具有关于整体的意识(awarenessoftheWhole).⑦因此,从施氏对历史主义这个"我们时代危机"的批判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本人所真正主张的思想路向.

　　进而,施特劳斯始终强调,我们必须要有区分对与错、好与坏的标准,"自然提供了标准,这个标准整个地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拒绝自然正确就等于是说所有正确都是实定的正确,而这意味着什么是正确完全由各国家的立法者们和法院来决定.说'不正义'的法律或'不正义'的决断,在现下仍明显是有意义的、很多时候甚至是必需的.在做出这些判断时,我们暗示存在着关于对和错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独立于实定正确且高于实定正确:通过这个标准我们能够判断实定正确."①那么,这个作为标准的"自然",就不可能是没有内容的.

　　施氏本人曾强调,一旦没有这样的实质性标准,我们将不能判断文明社会与食人主义之高下."对于自然正确的当代拒绝,导致了虚无主义;不,它就等同于虚无主义.""对于我们社会的理想,我们能够就其价值提出质疑.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了,在人里面有某样东西,使人不会整个地变成其社会的奴隶,并因此使我们能够、且有义务,去寻找一个标准.参照这个标准,我们能够判断我们自己社会的理想,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的理想."在施特劳斯看来,倘若没有关于对和错的一个永恒标准(自然正确),我们就无法同当下社会既有的"实定理想"(实定正确)拉开一个批判性的距离.不仅是社会,我们个人的生活也需要实质性的标准,来"帮助我们在正当与不正当、正义与不正义的目标间作出区分".②而这样的标准,要么是由人所订(约定、俗成),要么由绝对(自然、上帝)所规定,施特劳斯站在后者这边---坚持古典形而上学的"自然正确".③施氏写道,"古典形式的自然正确,同一种关于宇宙的目的论见解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有自然的存在有一个自然的目的,一个自然的命运,后者决定怎样的操作对于它们是好的.在人这个例子上,理性就被要求,用来分辨这些操作,理性能终极性地根据人的自然目的,来决定什么是在自然上就是正确的.关于宇宙的目的论见解(关于人的目的论见解构成了它的一个部分),看来已经被现代自然科学所摧毁."④作为"科学主义"(尤其是韦伯以降的"社会科学")之激烈批判者的施特劳斯,自是决然反对"自然科学"对古典自然正确及其所依托的宇宙目的论的这一现代摧毁.